他不懷好意地對大家瞟了一眼，提出要女生們為了祖國的利益每年生一個孩子。

他還說：“如果有些姑娘缺少足夠的姿色去勾上男人，我可以把我的副官分配給她們……而且我能保證她們嚐到妙不可言的滋味。”

巴伐利亞人雖然素以有點粗俗的幽默著稱，但是學生們對這種下流話是受不了的。他們把這個黨領袖轟下了臺，又把來保護他的幾個秘密警察和黨衛隊人員趕出會場。當天下午，反納粹的學生在慕尼黑街道上舉行示威，這在第三帝國還是破天荒第一次。學生們在舒爾兄妹領導下，開始散發小冊子，公開號召德國青年行動起來。2　月19日，一個宿舍管理員看到漢斯·舒爾和沙菲·舒爾從大學的陽臺上撒傳單，就向秘密警察告了密。

他們送命的經過是迅速而野蠻的。他們被拉到可怕的“人民法庭”上，由庭長羅蘭·法賴斯勒主持審判。法賴斯勒大概可以說是第三帝國中繼海德里希之後最陰險和最嗜殺的納粹分子，本書以後還要提到他。他們被判定犯了叛國罪，宣判死刑。在受訊時，沙菲·舒爾被秘密警察拷打得十分厲害，她出庭的時候，有一條腿已經摺斷了。但是她的精神仍然不屈。對法賴斯勒的野蠻威嚇，她平靜地回答：“你同我們一樣都知道，這場戰爭已經輸定了。

為什麼你這樣卑怯，不敢承認這一點？”

她撐著柺杖，一步一拐地走向絞刑架，極其英勇地迎接死亡。她的哥哥也是這樣。休伯教授和另外幾個學生在幾天之後也被處死刑。

這一事件促使在柏林的密謀分子看到他們面臨著的危險。這時，在密謀分子中間，某些領導人的輕舉妄動，經常引起其他領導人的擔心。戈臺勒本人嘴巴太不牢。波比茨在努力試探希姆萊和黨衛隊其他高階軍官參加密謀集團的可能性，這是極端冒險的。為人十分獨特的威茲薩克在戰後喜歡把他自己描繪成堅決的抵抗分子，但在當時他嚇得同最親密的朋友哈塞爾斷絕一切來往。他指責哈塞爾（還有馮·哈塞爾夫人）“輕率得令人難以置信”，還警告說，秘密警察正在跟蹤哈塞爾。*　秘密警察還在監視著其他許多人，特別是多嘴的、自信的戈臺勒。1943年3　月，是密謀分子受挫折的月份，他們兩次行刺希特勒的嘗試都流產了。緊接著，秘密警察又給了他們一次打擊。但是，很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一打擊主要不是由於專門的追蹤技術，而是兩個情報機構、即武裝部隊諜報局和希姆萊的中央保安局傾軋的結果，中央保安局主管黨衛隊的情報機構並且想把卡納里斯海軍上將攆走，接管他的諜報局。

1942年秋天，一個名叫施密特休伯的慕尼黑商人，因為私運外幣越境到瑞士而被捕。他實際上是諜報局的一個特務，但他長久以來運出國境的錢是給在瑞士的一群猶太難民的。在第三帝國，一個德國人的最大罪過莫過於此了，哪怕他是一個諜報局特務也罷。由於卡納里斯沒有營救施密特休伯，這個特務就開始向秘密警察供出他所瞭解的諜報局的情況。他攀出漢斯·馮·杜那尼。杜那尼同奧斯特上校一樣，一直是密謀集團的核心分子。施密特休伯告訴了希姆萊手下的人，1940年約瑟夫·纓勒博士到梵蒂岡去的任務，是透過教皇同英國人搭上關係。他透露了1942年波霍弗牧師用諜報局發的偽造護照到斯德哥爾摩去訪問契切斯特主教的事情。他還暗示出奧斯特想除掉希特勒的各種計劃。

經過幾個月的偵察，秘密警察行動了。1943年4　月5　日，杜那尼、繆勒和波霍弗被捕。奧斯特在這期間已經設法銷燬了大部分罪證檔案，在12月間被迫辭去諜報局職務，在萊比錫被軟禁起來。

這對密謀集團是一個沉重打擊。施拉勃倫道夫談到奧斯特時說，他是“一個上帝要塑造的那種樣子的人，頭腦清楚而沉著，危險臨頭仍鎮定如常”。

從1938年試圖搞掉希特勒以來，奧斯特一直是密謀集團中關鍵人物之一。杜那尼的職業是律師，他一直是一個足智多謀的助手。新教牧師波霍弗和天主教神甫繆勒，不但為抵抗運動帶來巨大的精神力量，而且在歷次國外活動中，表現出個人英勇不屈的典範。他們被捕之後，備受酷刑，但仍拒絕出賣他們的同志。

但最嚴重的是，諜報局瓦解之後，密謀分子失去了“掩護”，也失去了他們相互之間、他們同猶豫觀望的將軍們之間、他們同西方的朋友們之間互通聲氣的主要途徑。

希姆萊警犬的追蹤又有了更多的發現，幾個月之內諜報局和它的首腦卡納里斯就完全完蛋了。

有一個新發現是在1943年9　月10日發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