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起對我們的偵查和一大批緊密合作者的送命。

炸彈永遠沒有被發現。當天夜裡，特萊斯科夫打電話給勃蘭特上校，隨意地問起他是不是已經抽空把他的包裹送給斯蒂夫將軍。勃蘭特說，他還沒有功夫辦這件事情。待萊斯科夫就叫他別送去了，因為瓶子弄錯了，施拉勃倫道夫明天有點公事到那裡去，將託他把想送給斯蒂夫的真正好白蘭地捎去。

施拉勃倫道夫以令人難以置信的勇氣飛到希特勒的大本營，把兩瓶白蘭地酒換出了那個炸彈。［他後來敘述說＇　我還能清楚地回憶起當時我的恐怖心情。勃蘭特把炸彈遞給我，不小心猛然一撞，使我擔心它會來一個過時的爆炸。我裝得很鎮靜，不去想我拿著的是個炸彈，立即上了汽車，開到鄰近的科爾青鐵路交叉點。

他從那裡搭夜車去柏林。在臥車車廂裡，他關起門來，一個人把炸彈拆開。他很快就發現發生了什麼事情——或者說，為什麼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炸彈的裝置是靈的；小瓶子破了；腐蝕性的液體蝕盡了金屬線；撞針也向前撞過了；但是，雷管沒有發火。

柏林的密謀分子極度失望，但並不氣餒。他們決定對暗害希特勒再來一次新的嘗試。很快就有了一個好機會。希特勒將由戈林、希姆萊和凱特爾陪同，出席3　月21日在柏林軍械庫舉行的陣亡將士紀念日的紀念儀式。這是一個不僅可以搞掉希特勒而且還可以搞掉他的主要夥伴的機會。正如克魯格的參謀部中的諜報科長馮·格斯道夫上校後來所說的那樣：“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特萊斯科夫選定格斯道夫男爵來掌握炸彈，這是一次要同歸於盡的任務。計劃是這樣：上校把兩顆炸彈藏在大衣口袋裡，點上信管，在儀式中儘量靠近希特勒站著，把元首和他的隨從以及上校自己都送上西天。格斯道夫以突出的勇敢精神，毫不躊躇地自願犧牲自己的生命。

3　月20日晚上，他在柏林艾登飯店他的房間裡同施拉勃倫道夫見面。施拉勃倫道夫帶來了兩顆炸彈，用的都是點燃10分鐘的信管。但因為軍械庫內玻璃頂的院子裡氣溫接近零度，這些武器爆炸之前可能需要15分鐘到20分鐘時間。希特勒在發表演說之後，預定在這個院子裡用半小時參觀從俄國人那裡繳獲的戰利品的展覽。這個展覽是格斯道夫的部下佈置的。這是上校能夠接近元首和殺害他的唯一的地方。

格斯道夫後來敘述了當年所發生的事情。

第二天，我在大衣兩邊口袋裡各裝了1　個帶10分鐘信管的炸彈。我打算儘可能靠近希特勒，這樣至少可以把他炸得粉碎。當希特勒……走進展覽廳的時候，施蒙特過來告訴我，希特勒準備只用8　分鐘或10分鐘參觀展覽。固此，不可能實行這次暗殺了，因為即使在正常的溫度下，信管至少也需要10分鐘。這個最後1　分鐘的改變計劃，是希特勒典型的保安詭計，又一次救了他的命。*　格斯道夫說，特萊斯科夫將軍在斯摩稜斯克“手裡拿著一隻跑表”，焦急地和期待地聽著儀式的實況廣播。當廣播員宣佈，希特勒進了展覽廳只停留了8　分鐘就離開時，這位將軍知道，又一次嘗試失敗了。

後來至少又有3　次密謀分子稱之為“大衣”行刺希特勒的嘗試，但下面我們將會看到，每一次都遭到類似的挫折。

1943年初，在德國發生了一次自發性的事件。這次事件雖然規模不大，但有助於使抵抗運動萎靡不振的精神重新振作起來，而到那時為止，抵抗運動想除掉希特勒的所有嘗試都告挫敗了。這次事件又是一個警告，說明納粹當局對於最起碼的反對的表示，會採用多麼殘酷無情的手段。

我們在前面已經講到過，德國的大學生在30年代初期，曾經是最狂熱的納粹分子。但是，希特勒的10年統治使他們幻想破滅了。德國不能贏得戰爭，特別是當1943年來臨的時候，發生了斯大林格勒的災難，這就使這種幻滅感更加尖銳起來。慕尼黑曾經是產生納粹主義的城市。慕尼黑大學現在卻成了學生反抗運動的溫床。領頭的人物是一個25歲的醫科學生漢斯·舒爾和他的21歲的妹妹、學生物學的沙菲。他們思想上的導師是一個哲學教授，名叫庫特·休伯。他們利用稱為“白玫瑰通訊”的方式，在其他大學裡進行反納粹的宣傳，並且同柏林的密謀分子也取得了聯絡。［1023］1943年2　月裡的一天，巴伐利亞納粹黨領袖保羅·吉斯勒在收到了秘密警察送給他的一批這種信件之後，召集了學生開會。他在會上宣佈，身體不合格的男生——身體合格的都已被徵入陸軍服役——將被分配去做某種更有用的戰時工作。接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