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去世以前，我將前帝國元帥赫爾曼。戈林開除出黨，並剝奪1941年6　月20日命令中授與他的一切權力……我任命鄧尼茨海軍元帥為德國總統和武裝部隊最高統帥。

在我去世以前，我將前黨衛隊全國總隊長兼內政部長海因裡希·希姆萊開除出黨並革除他的一切職務。

他認為陸軍、空軍和黨衛隊的將領們都背叛了他，使他不能獲得勝利。

因此他能夠選擇的繼承人只能是在他的征服戰爭中不能起大作用的小小海軍的首領了。這一選擇也是對陸軍的最後嘲笑，因為陸軍在戰爭中出力最大，死人最多。他還最後一次地譴責了自從建黨以來除戈培爾以外兩個最親密的合作者。

戈林與希姆萊不僅對我不忠，還瞞著我，違揹我的意志私自與敵人談判，並非法地企圖奪取國家控制權，從而給整個國家帶來了無法彌補的恥辱。

在開除了叛國者和指定了繼承人以後，希特勒又指定了鄧尼茨的新政府的組成人選。他們都是“誠實的人”，他說，“他們會以一切手段完成繼續作戰的任務”。戈培爾將出任總理，鮑曼為“黨務部長”——這是一個新職務。賽斯一英夸特，這個奧地利的賣國賊和新近擔任荷蘭總督的劊子手，被任命為外交部長。斯佩爾，同裡賓特洛甫一樣，被丟棄了。但是自從1932年被巴本任命為財政部長一直蟬聯到現在的施維林·馮·克羅西史伯爵仍將繼續保持他的職位。此人是一個傻瓜，但必須承認，他在盡力保全自己方面卻是個天才。

希特勒不僅任命了他的繼承人的政府，他還給它下了一道最後的典型的指令。

最重要的是，我命令政府和人民要竭盡全力擁護種族法律，無情地打擊一切民族的毒害者國際猶太人。

交待了這一點之後，這位德國最高統帥就完了。時間是4　月29日，星期日，早晨4　點鐘。希特勒把戈培爾、鮑曼、克萊勃斯將軍和布格道夫將軍召來做見證人，他在“政治遺囑”上籤了字，然後他們也在這個檔案上簽字。

隨後他又迅速地口述了他的私人遺囑。在這一部分遺囑中，他回顧了他的奧地利下層中等階級的出身，解釋他為什麼要結婚，為什麼要同他的新婦一道自殺；他還處理了他的財產，他希望這筆財產足夠使他的遺族維持溫飽的生活。希特勒倒是沒有像戈林那樣利用他的權勢為自己撈一筆大財。

在鬥爭的年代中，我曾認為我不能承擔結婚所給我帶來的責任，但是現在，當我生命行將結束之際，我決定與我有過多年真誠友誼並自願在柏林已遭圍困之時來到這裡與我同生共死的女人結婚。

她自願作為我的妻子同我一道死去。這就彌補了由於我服務於人民而進行工作給我們兩人所帶來的損失。

我的所有財物，不論其價值多少，都屬於黨，如果黨不存在了，就歸國家。假如國家也滅亡了，那我就用不著再交待了。我這些年來所收集的繪畫從來沒有打算作為私藏，而完全是為了在我的故鄉多瑙河畔的林嗣建立畫廊之用。

他指示遺囑執行人鮑曼把所有值得作為私人紀念品的東西交給我的親屬，並給他們一筆足夠維持一個小資產階級生活水平的費用……

我的妻子同我決定死去，以免遭受被推翻或者投降的恥辱。我們希望我們的遺體將在我服務於人民12年來進行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立即火化。

希特勒在口述兩份遺囑之後已經精疲力竭，回到室內睡了。這時天已破曉，曙光照到他生命中最後一個安息日的柏林。全城被濃煙籠罩著。俄國人大炮的直射程之內的房屋在倒塌、焚燒。他們離威廉街和總理府已經不遠了！

希特勒睡覺以後，戈培爾和鮑曼就馬上忙碌起來。希特勒在他們作為見證人簽過字的“政治遺囑”中，曾明確指示他們兩人離開柏林參加新政府。

鮑曼十分樂意服從這一指示。儘管他對元首忠誠，但是如果他能避免的話，他是不想同元首一道同歸於盡的，他一生中唯一希望的是在幕後指揮的權力，也許鄧尼茨仍會給他這種權力。這是說，如果戈林在得悉元首去世的訊息後不篡奪寶座的話。為了確保戈林不致篡奪，鮑曼馬上給在伯希斯特加登的黨衛隊打了一個無線電報。

……如果柏林和我們淪於敵手的話，必須將4　月23日的賣國賊消滅。戰士們，負起你們的責任！這關係到你們的生命和名譽！

這是一道要謀害戈林和他的空軍將領的命令，鮑曼早已使黨衛隊將他們逮捕了。

戈培爾博士與鮑曼相反，但與愛娃·勃勞恩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