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雜，懷疑得不到中國共產黨的信任，針對這種顧慮，陳賡親自參加了對兩名錶現很好，但社會關係複雜的老教授的審查工作。問題弄清後，他動員保衛部副部長當他們的入黨介紹人，並參加了他們的入黨宣誓儀式。

他說：“我們黨的政策是有成份論，但不唯成份論，重在表現。”並以自己的經歷來說明：“我出身大地主，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曾當過蔣介石的侍衛參謀，冒著炮火救過蔣介石的命，情況夠複雜的吧！一個人的出身成份是他自己不能選擇的，但走什麼道路則完全由自己決定。‘馬日’事變的製造者許克祥，出身貧苦家庭，可是他是屠殺人民的劊子手。我們黨內許多人出身不好，但卻堅定地選擇了共產主義道路。”一席話，那兩名入黨的教授聽了，連連點頭。

只聽他又接著說道：“我們現在困難還很多，許多人還不適應，你們應該明白你們就是學院的主人，而不是客人。辦好這個學院，要靠兩根柱子來支撐，你們是一根，軍隊老幹部是一根，二者缺一不可。你們有知識，這是你們的長處。軍隊老幹部有豐富的實戰經驗，有好的傳統作風，這是他們的長處。我希望兩根柱子齊心協力，都把自己的長處充分發揮出來，共同建設學院。”

為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真正做到有職有權，陳賡決定，有關業務方面的領導幹部都要安排專家、教授擔任。

在生活上，陳賡儘可能給專家、教授以優厚的待遇。他自己住小平房，而把一幢最好的樓房作為老教授宿舍，併為他們專建飯廳，請來廚師為他們做飯。為解決他們的後顧之憂，他還親自抓他們的家屬、子女就業升學等問題。總之，在生活上，陳賡盡一切可能來優待知識分子。

陳賡信任知識分子，重用知識分子，早在他擔任雲南省主席、雲南省軍司令員那短暫的時期，就留下了許多關心、重用知識分子的佳話。如今辦學院陳賡更加註重知識分子，相信他們，重用他們，依靠他們。

“士為知己者死”，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道德，陳賡的誠摯，深深地打動了知識分子們的心。許多教授、專家視他為“一生最喜愛，最尊敬的親人之一”。他們的積極性得到了充分發揮。

對此，有個別老幹部又發出了牢騷：“我們是從機關槍底下爬出來的，他們舒舒服服唸了幾年書，為什麼就捧得那麼高？”

聽了這種議論，陳賡嚴厲地批評：“你們經歷了二萬五千里長徵，是革命的功臣。可他們十年寒窗苦熬出來也不容易呀，現在我們國家的國防建設迫切需要科學技術知識，你們有嗎？你們是老共產黨員，調你們到這裡來，是讓你們來發揚光榮傳統，來帶作風的，不是來比照顧的，如果你們要爭照顧，那就請退黨嘛！我們應該多看人家的長處，向人家學習，從外行變成內行，而不應爭照顧，來這裡不是來圖享受的！”

一頓嚴厲的批評教育，那些居功自傲、發牢騷的老幹部慚愧地低下了頭。

1954年10月，陳賡被任命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軍工”院長、政委。工作重點移到北京，但他心裡仍時刻裝著哈軍工。

那時政治運動很多，在每次政治運動中，陳賡對於一切正直愛國的知識分子，總是採取堅決保護的態度，不讓隨便給他們戴政治帽子。

1957年反右派鬥爭中，有位老教授在政治上講了錯話，受到群眾批判，學院把這位教授的言論送到北京，請示陳賡要不要給這位老教授戴右派分子的帽子？陳賡回答說：“老教師有點舊思想是難免的，不能要求他們一朝一夕徹底改變，有錯誤也是允許的，老同志也有犯錯誤的嘛！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這位老教授在建院中是有功的，我看算了，不要給他戴什麼帽子啦！”

陳賡一句話，果然使這位老教授免受那場劫難。

一位在解放前研究彈道的專家，曾留學法國，在國民黨兵工署工作過，又曾任國民黨第三戰區的少將專員，解放戰爭時期在東北起義，對我軍建設兵工廠、製造槍炮有過貢獻。但他在民航總局任職時，因犯貪汙罪在“三反”

時被判處死刑，後改為“死緩二年”。在籌辦“軍工”時，有位老教授向陳賡講了這個人的情況，提名要他。陳賡聽了，說：“只要是人才，我們就要他，可叫他立功贖罪嘛！”於是，陳賡給當時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長董必武打電話，要董老“刀下留人，刀下留情”。董老聽了陳賡的解釋，決定叫他立功贖罪，改為監外執行。這位專家被送到哈爾濱，陳賡在老紅樓為他找了一間房子，叫他專門翻譯科技情報資料。他在那裡一面勞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