膽地在中國版圖上肆無忌憚地進行搶掠，而是透過各種不同的方式，把他們的科學家不懷好意地派往中國，以得到中國的礦藏資源特別是煤礦和鐵礦的第一手資料。為此，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展開了一場場激烈的爭奪。安特生被聘，是中國政府根據地質調查所負責人丁文江的建議做出的決定。因為當時瑞典被認為是西方少數幾個沒有帝國主義野心的國家之一，是瑞典民族的良好聲譽，給安特生帶來了人生的契機，這個契面使他以“中國農商部礦政顧問”的體面身份，踏上了夢寐以求的遠東之旅。

安特生始終沒有忘記斯文·赫定，儘管這位昔日的同行在中國西域探險已過去了十幾個年頭，但他還是決心親眼目睹一下使這位“時代的幸運兒”一舉成名的神秘之地。他從瑞典抵達印度，又輾轉千里來到新疆地區。在這裡，他真真切切地領略了山川大漠的奇峰異彩與壯觀神秘，他忘記了曾多少次為這具有悠遠歷史和迷人故事的神奇土地而讚歎喝彩。也難怪斯文·赫定能取得如此輝煌奪目的考古成就。

1914年5月16日，安特生完成了瑞典至中國途程的跋涉，躊躇滿志地來到北京農商部赴任。不久，這位年薪18000大洋（這一時期或稍後的北京大學頂級教授如李大釗等，月薪為300大洋，北大圖書管理員毛澤東月薪8個大洋）便組織一批技工，在估計有礦藏的中國北部開始大面積的野外考察並採集化石。

令安特生大惑不解的是，田野考古學在西方興行了近一個世紀，而有著悠久歷史文明的中國卻對此知之甚少，或者說全然不知。當安氏來到中國並向他的中國同行介紹西方田野考古方法時，有許多學者不屑一顧，甚至針鋒相對，謂安氏的一套純屬下九流的胡鬧臺，非正人君子所為。特別是中國金石學一些學派的老朽加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