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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到延安，中共中央組織部根據他的擅長，分配他做青年宣傳工作。

那時，正是西安事變之後，西北民眾抗日救亡運動高漲，大批青年奔向延安。1937年4月12日至17日，“西北青年救國會代表大會”在延安舉行。大會選出馮文彬、胡耀邦、劉英等二十三人為大會主席團。馮文彬致開幕詞。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博古、林伯渠、徐特立等到會講話。大會決定成立“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簡稱“西北青救會”），以馮文彬為主任，王盛榮為組織部長，胡喬木為宣傳部長漢克恩，《延安文藝運動紀盛》，第13頁，文化藝術出版社1987年版。。

值得順便提一筆的是，胡喬木進入延安時，由原名胡鼎新改為“喬木”。改稱“胡喬木”是後來的事。為了照顧讀者的閱讀習慣，此處仍用“胡喬木”。

胡喬木進入延安之後，寫信給尚在上海的大妹胡穗新、二妹胡文新。由於二妹患傷寒，延至1937年10月才離滬前往延安。她倆到延安，分別改名夏青和方銘。

在西北青救會成立之後，1937年9月下旬，當時任中共中央青年部部長兼西北青救會主任的馮文彬在中共陝西省委書記賈拓夫（即關烽）的支援下，決定開設“戰時青年短期訓練班”。當時，中共陝西省委機關在陝西涇陽縣，那裡屬國民黨統治區、離西安、咸陽很近。訓練班為了便於接納來自國民黨地區的大批青年，於1937年10月11日在涇陽的鄰縣——三原縣鬥口鎮農場開辦訓練班。這個農場原是國民黨###于右任創辦的。一個月後，訓練班遷至涇陽縣雲陽鎮的城隍廟。又過了一個多月，遷至雲陽鎮之北的安吳堡一座地主庭院內，安定下來。從此，人們也就稱之為“安吳青訓班”。

“安吳青訓班”以朱德為名譽主任，最初只有四名工作人員，以馮文彬為主任，樂少華為大隊長。訓練班辦第二期時，胡喬木從延安調到那裡，擔任副主任，分管教學工作。後來，又增加了劉瑞龍為副主任。

“安吳青訓班”設在西安的“門口”。西北青救會又派出黃華到西安招生。這樣，大批學員湧來。1938年，“安吳青訓班”開辦了十期之多。每期的學員原定一百名，很快就被突破了，以至發展到每期三百多名。這些青年經過學習，分送到延安的“抗大”、陝北公學、中共中央黨校等，成為中共培養幹部的“初級班”。

胡喬木變得異常忙碌。好在他原先當過語文教員、英語教員，有教學經驗，只是此刻改教抗戰理論課程，又要負責安排整個青訓班的教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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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羽成了他心中的“鳳凰”（1）

就在胡喬木異常忙碌的時刻，兩位姑娘從延安前來找他。

她倆剛從延安的陝北公學畢業。內中的一位被分配到“安吳青訓班”工作，另一位卻是分配到武漢工作，順道去安吳堡探望胡喬木。

這兩位姑娘，一位十九歲，安徽省天長縣人氏，在北平女一中上高中，投奔延安。她一頭短髮，眉目清秀，姓李名桂英。另一位則是方銘，胡喬木的二妹。

真巧，方銘進入延安，來到陝北公學學習，與李桂英正好同班，住同一間房。不過，方銘那時並未說及她有個哥哥在安吳青訓班。

1938年1月，她倆從陝北公學畢業了，李桂英被分配到安吳青訓班工作。當李桂英從延安搭上一輛卡車南行時，方銘也上了車，也說要去安吳——雖然方銘被分配到武漢工作。問起方銘為什麼去安吳，李桂英才知道方銘去安吳探望哥哥喬木。大抵由於有這麼一層關係，所以李桂英在未見到胡喬木之前，已經有了一點了解。

卡車上坐滿了人。那時，在延安、西安之間，能搭上卡車，算是很幸運的了。通常，要靠步行，走一個來星期。

卡車經過三原縣時，她倆下了車，改為騎馬，前往涇陽縣安吳堡。

這位李桂英，也就是如今的谷羽。筆者請她回憶對胡喬木的第一印象，她這麼敘述道：

那時，安吳青訓班來了許多女學員，成立女生分隊，我被分配到那裡，擔任女生隊指導員。

我到了安吳堡，到了青訓班的“班部”，見到了主任馮文彬。

馮文彬帶我們去見副主任胡喬木。胡喬木不在“班部”，在一片小松林裡，正在那兒招待外國記者——他能講英語，所以這類外事活動由他主持。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胡喬木，他瘦得很，沒有穿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