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我總是倒兩杯，放在總理面前，讓他嘗一嘗，哪杯好喝。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生死與共、情同手足的戰友，周恩來卻只能眼睜睜地看著他被林彪、江青一夥迫害，周恩來內心的痛苦誰人又知曉？！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不久，林彪、康生等人就把黑手伸向了時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國家體委主任的賀龍元帥。

賀龍的存在，對林彪來說是一塊沉重的心病。一是賀龍知道林彪的一些鮮為人知的底細，包括林彪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對毛澤東的不滿和反對，以及對蔣介石的討好，林彪害怕賀龍會隨時揭他的老底。二是賀龍的能力和魄力。建國後賀龍在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期間，成績斐然，深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讚許。林彪擔心毛澤東會不斷委以賀龍重任，威脅自己的地位。因此，“文化大革命”一爆發，林彪欲藉機除掉賀龍而後快。

1966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林彪在人民大會堂浙江廳把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找去談空軍黨委一次全會的情況，劈頭就定調：“你們這次會議賀龍插手了。賀龍到處插手，總參、海軍、空軍、政治學院都插了手。”

林彪還“提醒”吳法憲：空軍是一塊肥肉，誰都想吃。賀龍派人要奪你的權，你要警惕和防備。

吳法憲對林彪的談話心領神會，馬上親筆寫信誣陷賀龍在空軍內部搞地下活動、罷官奪權。

與此同時，林彪又打電話給時任海軍第一政委的李作鵬，說：“要注意賀龍，賀龍實際上是羅瑞卿的後臺，他採取種種手段，拉了一批人來反我。軍委很快要開會解決他的問題。你就這個問題儘快寫個材料。”

同吳法憲一樣，李作鵬按照林彪的授意給林彪寫信，誣陷賀龍。

葉群還指使軍委辦公廳警衛處的一負責人寫信誣陷賀龍，其中寫道：“賀龍親自保管一支精製的進口小手槍，夜間睡覺時常壓在自己的枕頭底下，外出帶上。”

“這支槍最近兩個月又每天放在枕頭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帶在身上。”

後來，又有人傳得更沒譜，說賀龍要用小手槍“借到懷仁堂開會之機，暗殺毛主席”。

康生、江青等人也從背後向賀龍捅了“一刀”，製造了一個聳人聽聞的“二月兵變”事件。

事情的本原是這樣的。

1966年春，經中央軍委批准，北京衛戍區組建一個團，平時擔負民兵訓練、維持社會治安等任務。衛戍區為此派人曾到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地商借房子。

後考慮到部隊住學校不合適，這個團就住到了郊區的一個靶場。不料，“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北京大學有人追求“驚心動魄”，貼出了大字報，懷疑部隊向學校借房子是要搞兵變。

這時，正值林彪在軍委常委會上誣陷賀龍“搞顛覆活動”。康生為呼應林彪，抓住這張本來是捕風捉影的大字報，不經任何調查就宣稱：“賀龍私自調動軍隊搞‘二月兵變’，在北京郊區修了碉堡。”這個善於經營誣陷勾當的造謠專家後來還說：賀龍“給體委發了槍炮，炮安在什剎海，炮口對準中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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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龍的“問題”（2）

於是，在林彪一夥的唆使下，造反派把矛頭對準了賀龍，街上出現了“打倒賀龍”的標語，賀龍被造反派糾纏得有家難回。

對賀龍，周恩來是最瞭解不過了，也深知林彪極力要打擊、排除賀龍的原因。因此，周恩來對賀龍的保護更加細心、周到。

1966年12月24日，國家體委造反派批鬥體委副主任榮高棠，周恩來去“陪鬥”（實際上是以陪斗的形式保護），賀龍也去了。

賀龍的性格也剛烈。為了使賀龍免遭造反派的糾纏，周恩來對賀龍說：“你血壓高，我看你還是暫時休息一段時間。”

賀龍從周恩來的話中猜想出自己處境的不妙，但還是說：“我幹了一輩子革命了，是不會怕群眾的，我還是想工作。”

周恩來憂慮地說：“工作我替你頂著，不要緊。你還是去休息一段時間，保重身體第一。”

鑑於賀龍的家已不安全，周恩來指示身邊工作人員把賀龍和薛明安排在軍隊控制下的釣魚臺住下。

但剛住了一個晚上，周恩來又想到江青、康生也都住在釣魚臺。如果讓他們知道賀龍住在釣魚臺，造反派就會接踵而來，哪還有賀龍的安寧！

周恩來趕緊又把賀龍夫婦轉移到了新六所。

不料，造反派探到了訊息，很快跟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