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自己還想多說幾句，權當是自我標榜、自我吹噓吧。本人是國家一級作家、黑龍江省作協副主席、省級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家、省裡兩屆黨代會代表、兩屆省級“三·八”紅旗手、全國自學成材優秀人物……這是社會對我的承認，而不像有人背後詆譭的那樣，她是一個沒水平、沒創作能力的“小學生”。是的，我不是命運的寵兒，沒有任何背景，從沒有得到過上帝的青睞。我的文學成就是靠自己的根根白髮、縷縷皺紋鋪出來的，是靠自己“以生命做抵押”搏出來的。我用自己的作品和人格贏得了社會的承認！

寫到這裡，我想到了鄧亞萍。

《生命的吶喊》　第一部分　《生命的吶喊》　第十五節（2）

人們都知道她是世界乒壇“三連冠”得主，兩屆奧運會冠軍。但沒人知道，她因個子矮小而被所有的教練判過“死刑”。唯有鄭州市隊教練從她眼睛裡看到一種不服輸的勁頭，才收留了她。從此，“臥薪嚐膽”四個字，在小小鄧亞萍心靈深處生了根、發了芽，長成了比她高出幾十倍、幾百倍的參天大樹。可她打得再好，卻遲遲進不了國家隊，進了國家隊也沒有教練要她，最後只好由幾次力薦她的張燮林教練親自帶她。然而，她卻開創了世界乒壇鄧亞萍時代……

在鄧亞萍身上，發生過這樣一件事——

1988年，鄧亞萍第一次參加亞錦賽，最後決賽與李惠芬爭奪冠亞軍。李惠芬最後一個球是擦邊，裁判沒看清，問鄧亞萍看沒看見，她說沒看清。鄧亞萍獲得了冠軍。賽後，張燮林問鄧亞萍：“最後一個球到底是不是擦邊？”

鄧亞萍低下了頭。

張燮林沖她發火了：“你為什麼不承認擦邊？”

鄧亞萍說：“因為這個球對我來說太重要了。因為我進國家隊太難了，大家都瞧不起我……”

可是，無論鄧亞萍的理由多麼充分，張燮林都絲毫沒有原諒，而是狠狠地批評了她，讓她向李惠芬道歉，向隊裡寫檢查，並嚴肅地告誡她：“你要記住，你不僅要贏球，還要贏對方的心，你要讓對方心裡服氣！輸贏只是技術問題，而你這種做法卻是品德問題。它是任何金牌都換不來的！你要記住，你代表的不是你個人，而是一個國家。你個人的品德將代表著中國人的品德形象！”

我佩服張燮林教練，他不僅教練鄧亞萍高超的球技，更教練她如何做人。打球只是技術，而做人卻是品德，任何一個行業都是如此。人們佩服在公平競爭中的勝利者，而鄙視那些靠“黑哨”、“黑裁判”獲取獎牌的人……

特殊的職業，造就了特殊的個性。特殊的個性，又造就了特殊的人生。

我是運動員出身，我渴望陽光下的競爭，從不會搞陰謀詭計。有一次，在研究我的二十集電視劇《不共戴天》劇本時，我和北京電視臺的製片人潘洪業先生爭論得面紅耳赤，可我們從此卻成為要好的朋友。因為我們敬重對方的人格，敬重對方對文學藝術精益求精的精神。因為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要把劇本改好，而不是為了其他……

鄧亞萍是幸運的，因為她選擇了體育。體育競技場上的冠軍是貨真價實、真刀真槍拼出來的，來不得半點虛假和偽劣。

但是，文藝作品卻不同於體育，它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人所共知，凡爾納的《海底兩萬裡》曾被十五家出版社退稿，最後卻成為世界暢銷書。凡·高的作品，在他活著的時候一幅沒賣出去，後來卻賣到了天價。中國的獲獎小說也多有被編輯退稿的情況。曾轟動中國文壇並榮獲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塵埃落定》，就遭到屢投不中的尷尬。影視作品就更難說了，人為的因素就更大了。但有一點是最重要的——讀者和觀眾是作品的最好“裁判”……

第二天，我撥通了中國婦聯秘書長的電話，問她編劇署名是怎麼回事。

秘書長感到很吃驚，問我：“雅文，你怎麼知道的？聽誰說的？”見我沒有回答，又安慰我說，“既然你已經知道了，我就告訴你吧。你是編劇這是早就定的。我們婦聯肯定會堅持我們的意見。如果他們堅持他們的意見，再另想辦法……”

後來得知，A先生在中國婦聯秘書長面前承認我是編劇，但在劇組上報《蓋》劇主創人員名單時，卻將趙女士署為“編劇”，而將我署為“原著”，但被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領導一眼發現了，她立刻以製片方（之一）的名義向瀟湘電影製片廠廠長及央視領導打電話闡明瞭觀點：“張雅文是編劇這是早就定的，不能再改變了！”

這事之後，我的失眠更嚴重了，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