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在一篇《苦難並不總是導致偉大》的文章中，看到作者這樣寫道：“中國人喜歡讚美苦難，有一句話叫‘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現在的成功人士都喜歡把自己的過去說得一無所有，最後忍辱負重，終獲成功。中學生也喜歡謳歌母親的任勞任怨，含辛茹苦，終將自己拉扯成人。但母親的苦難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做子女的在改善母親的境遇方面做了什麼？……其實，苦難並不總是導致偉大。相反，在很多時候，它毀壞了人的尊嚴，傷害了人的心靈，扼殺了天才的創造力。一切沒有選擇的行為，在道德上都是沒有價值的。”

是的，我很贊成他的觀點。苦難給人們帶來的絕不是什麼財富，更不是什麼讚美之詞，而是非人的、沒有選擇的、傷害自尊的痛苦。可是，令我們不得不深思的是：中國有幾個農民沒有經歷過苦難？改革開放雖然使一部分農民富裕起來，但許多農民仍然在貧困與愚昧中苦苦地掙扎，他們何年何月才能有出頭之日？這是我們更應該關注的。

人，都渴望過富裕而高貴的生活，沒人願意選擇苦難與貧賤。但是，人卻無法選擇時代與命運。我目睹了父輩在命運的重壓下痛苦掙扎，也目睹了哥哥、姐姐無法選擇自我人生的悲哀。而我趕上中國解放後的時代，再加上我倔強而執著的個性，總算抗爭到人生的第一步勝利。恰是這第一步，決定了我一生的命運。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對許多有志者來說，貧窮與苦難，不啻一所特殊的學校。它磨礪人的意志，錘鍊人的性格，造就一個人不畏艱險、不懼苦難的個性，使這個人在人生路上，不管遇到什麼樣的困境，都能咬緊牙關挺過去，為了改變命運，可以吃盡人間的一切苦難，按著自己的意志頑強地活下去。

我感謝父母把我帶出了農村，也感謝上帝把我降生到這樣一個家庭，使我深切體會到農民的艱辛與困苦，從而創作出《趟過男人河的女人》那樣的作品。

1957年秋天，我終於結束了三年多的苦難生活，跟隨父母回到佳木斯市。

一個叛逆而痴情的少女一場瘋狂的苦戀。一個錯誤的選擇。一位可怕的教練。一個拄著雙柺的少女痛苦的青春之夢。而更大的不幸又將降臨到一個十六歲少女頭上……

《生命的吶喊》　第三部分　《生命的吶喊》　第四十節

搬回佳木斯以後，父母先是租住別人家的一鋪北炕，後來終於有了一間自己的住房——半間草坯結構的偏房。

這偏房本來是房主裝雜物的，被父親買下來重新抹一遍泥，在裡面糊上一層廢報紙，搭起一鋪小炕，就成了我們的家。

小屋矮趴趴的，又窄又小，只有巴掌大的一扇北窗，無論冬夏都見不到陽光，屋裡永遠是黑咕隆咚的。炕上勉強能擠四個人，地上只能站一個人，炕短，晚間睡覺要在炕沿上接出一塊木板。同學們來我家，都說我家像狗窩似的。後來我先生第一次來我家，竟然不敢進屋……

是的，我家房子可能是佳木斯最小、最破、最不起眼的，但對我來說卻像天堂一樣。這個家比原來的馬架窩棚強多了。我再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膽怕遇到狼了，再也不用頂著大煙泡，手腳凍得直淌黃水，每天跑二三十里山路了。我就讀的電機廠子弟小學，離我家只有十幾分鐘的路。

父親沒有正式工作，只能靠幹臨時工來養家餬口。春天，父親扛著一條板凳，板凳上安著一臺絞餡機，走街串巷，高喊著：“絞大醬——絞大醬——”東北人愛吃自己下的大醬，下醬前要把烀好的黃豆絞碎。過了絞大醬的季節，父親就用手推車給人家拉煤、拉鋸末子、幹瓦工，什麼活都幹，是城市裡最底層的苦力。

放學的路上，每當看見父親拉著一車煤，身子都快貼到地面了，臉和脖子上淌著黑糊糊的大汗，我就急忙跑過去幫他推一把……

一見到我，父親總是氣喘吁吁地問一句：“大學士放學了？”他總是叫我“大學士”，而不是叫我“大學生”。

父親的脾氣好多了，臉上有了笑容，而且還經常跟我開著玩笑：“老兒子過來，跟爸頂個腦門兒！”

我就樂顛顛地將腦袋伸過去，頂完腦門兒，父親又說起蘇東坡戲謔蘇小妹的話：“你瞧你這大笨兒露，‘未到街前三五步，然而額頭到街前’，不撞回去長大找物件，誰要你呀？”

“我才不找物件呢！”我笑著嗔怪父親。我們這對底層的父女經常這樣開著苦澀的玩笑。

晚上，父親帶著一身煤屑，臉上帶著黑一道白一道的汗跡，進屋就頭朝下往炕上一躺，喊我：“大學士，快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