羈痰哪諍�礎Ｎ鞣較執�饕遄釙拔賴淖骷儀且了梗↗ames　Joyce），青年時期離開故鄉都柏林，終其一生居留法國，沒有再回愛爾蘭，但他的小說所寫的全是“都柏林人”，是十足的愛爾蘭鄉土，他那本現代主義的鉅著《尤里西斯》（Ulysses），全篇用意識流寫成，一天的故事寫了七百多頁，點點滴滴，全是都柏林的風土人物，這本小說如果沒有深厚的愛爾蘭鄉土作為根基，是難以立腳的。在這些中西文學大師的作品裡，“鄉土”與“現代”不僅不相悖，還相輔相成。王禎和的作品亦是如此。如果將“鄉土”的意義提升擴大為一個民族文化的基本根源，那麼，一個有民族特色的作家，也必然是“鄉土”的。如果“現代”解釋成了創新求變的時代精神，那麼，不甘受拘於僵化的傳統習俗的作家，也必然會嚮往“現代”了。　。　想看書來

花蓮風土人物誌——高全之的《王禎和的小說世界》（5）

高全之在他這篇總論的結尾，對於王禎和不惑於一些流行的文學理論，執著於“寫自己最熟悉的事，尋找真實的自己的聲音”，這種獨立的創作精神，大加讚揚，作為一個優秀的小說家，他認為王禎和“不僅是臺灣地區中華文化的驕傲”，“也是整個中華文化——跨越臺灣以外更廣更寬地區的中華文化的驕傲”。

高全之用了三章的篇幅專論王禎和幾篇單篇小說。《寂寞紅》及《兩地相思》，比較少有人論及，尤其《兩地相思》這個中篇是王禎和尚未完成的一篇遺作，由鄭樹森整理後，發表於《聯合文學》第103期。高全之花了相當大的功夫精讀這兩篇小說後，對作者的創作意圖、小說的特殊結構，以及這兩篇小說中人物與王禎和其他小說中人物的血緣關係，都有精微的分析與追溯。《嫁妝一牛車》這篇王禎和的代表作歷來被討論得最多，似乎該講的話都說盡了。但高全之在《道德詭辯的營建及其超越》這一章中，卻提出了《嫁妝一牛車》的另一種讀法。自從姚一葦先生髮表《論王禎和〈嫁粒一牛車〉》以來，歷代論者都以故事主角萬發為主軸，來詮釋這篇小說的各層意義。高全之卻換一個角度，從故事另外兩個配角阿好及簡底的立場，來了解這出共妻的悲喜劇。王禎和對他筆下的人物——尤其是花蓮下層社會的“小人物”，相當寬容。他寫人物，“並沒有刻意去褒貶他們，每個人都有對的地方，但也有不對的地方”。所以他寫的就是這樣有對也有錯的“中間人”。他在《現代文學》第七期上發表的第一篇小說《鬼？北風？人》前面引了易卜生的一句話：

One　must　go　on　living；and　it　makes　one　selfish。

（人須得活下去，這就使人變得自私。）

後來結集出遠景版時，王禎和卻把易卜生這句引言拿掉了。其實易卜生這句話，對理解王禎和小說人物的處境，有相當大的幫助。王禎和的許多小說人物，都在赤貧的生命線上掙扎求存，在求生存的這個大前提下，這些小人物身上這樣那樣性格及行為上的缺點，似乎都是可以原諒的了。秦貴福（《鬼？北風？人》）、含笑（《快樂的人》）、阿乞伯（《那一年冬天》）、甚至來春姨（《來春姨悲秋》），他們為了要活下去，都變得自私，他們的處境也因此更為辛酸。《嫁妝一牛車》求生存的掙扎，最為*野蠻，王禎和對萬發固然滿懷悲憫（他邊寫邊哭），對阿好及簡底他似乎也有不忍之心。高全之頗能揣摩作者的用心，他替阿好及簡底都做了相當令人信服的辯護。他指出阿好與簡底並非像潘金蓮與西門慶一對“姦夫*”十惡不赦，雖然萬發妄自菲薄想效法三寸丁武大郎捉姦。阿好紅杏出牆出於經濟壓迫生計無著，也由於生理需要——萬發夫綱不振，雄風不舉。阿好其貌不揚，而居然有一個小她十幾歲、荷包裡又有幾文的男人對她發生戀情，站在女性立場，阿好何樂不為。但阿好畢竟對萬發還念舊情，萬發下獄後，她並沒有拋棄他，等他出獄後還替他賺來一架牛車。簡底雖然分享了萬發的妻子，但他也替萬發養活了兒子阿五。簡底維持了萬發一家的生計，替他代行了丈夫父親的職責。簡底最大的缺點便是一身狐臭，但男人的體臭也可能是雄性的表徵，難怪萬發處處感到簡底狐臭的威脅。《嫁妝一牛車》這篇小說，王禎和對人物設計相當周全，主角配角間，比重分量，不偏不倚，這是這篇小說成功的另外一大因素，萬發的悲劇並非由壞人作祟，而是出於環境的壓迫、時運的不濟，以及主角萬發本身性格的缺陷導致而成。

花蓮風土人物誌——高全之的《王禎和的小說世界》（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