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省府委員，雖無實權，卻有更上層樓的意義。

信仰共產主義的時候，他是無神論者，為了迎合蔣先生和宋美齡的心意，接受洗禮，成為美以美教會的基督徒。教徒這個事實，外間知道的人，寥寥無幾。他不僅很少參加禮拜活動，甚至任總政治部主任期間，禁止國軍官兵信教，＇5＇其虔誠可知。

一九四四年元月，蔣先生改派愛子出長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前往重慶。贛南時代，因而結束。自然，他熱心推行的“新贛南建設計劃”，亦人去政息。辛苦造就的忠貞幹部，跟著去了重慶的新天地，另樹旗幟。

“中央幹校”的籌備工作，由李維果主持。原兼任“中央青幹班”主任的康澤，雄心勃勃，改班為校，自兼教育長一職，理所當然。但李看透蔣先生的心思，提議經國擔任，“照準”的批示，馬上發下。

蔣先生的構想，經國到贛南，終究是個過場。調回中央，從訓練幹部著手，等於做生意積累資金。他個人的崛起，不就是黃埔打下的基礎嗎？

客觀地說，經國具備的條件，毋論組織技巧，訓練方法，刻苦精神，黃埔學生，難望其項背。

國民黨的表現，對年輕一代的吸引力，早趨祚微，蔣先生和他的高階幕僚們，已有覺察，三青團的成立，即含有補救的意思，經國這時候才三十三歲，年齡、形象、聲譽，都是擔任教育長的適當人選。

一九四四年五月，幹校開學，但只有研究部，＇6＇經國的意思，先培訓“幹部的幹部”，第二期培養專業人才，設地方自治科、師範科、管理科、生產管理科，後來場面開始擴大，增辦“東北青年訓練班”、“青年政工人員訓練班”。

幹校的性質，類似蘇聯的“孫大”，不能用一般高等院校的標準去衡量，誠如曾任該校區團部書記的蔡希曾（省三）所說：“蔣經國所考慮的迫切課題，是藉著主辦‘中央幹校，的大好機會，如何用最短的時間，採取有效的措施，培訓一批高層的‘嫡系的嫡系’。”

兼校長蔣先生說的更明白，“幹校是革命的學校”，“幹校應該實施革命的教育，培養革命的幹部。”

“革命”一詞，在中國官員嘴裡，從來缺乏嚴謹的定義，幾乎任何事，都可套上一頂革命的桂冠，加以演繹，革命即是追隨領袖的同義詞。

經國根據父親的訓示，提出下列口號：

“中央幹校是革命的學校，培養革命的幹部。”

“中央幹校的學生，必須以校長的意志為意志，以校長的行動為行動。”

“中央幹校的學生，必須以團作家，以校作家。”

總而言之，經國的任務，是培養一批新的門徒。當時抗戰接近尾聲，戰爭的目的是保家衛國，反對日本侵略，和革命發生什麼關係呢？

為了把學校辦好，自招生、入學、新生訓練、生活管理、政治組訓、課程等等，他無不躬親參與，別出心裁。規定的教學重點，計有：

（1）高深的政治素養。

（2）高層的領導才能，要識大局、擔大任、辦大事。

（3）訓練三能，即“能文”、“能武”、“能開汽車”。

簡稱為“兩高三能三大”。構想很好，其奈客觀條件不具備，也做不到。平白給人一個印象，他喜歡說空話，然而我們也不能抹殺他辦教育的一些靈活做法和許多獨特的設計。

最具民主色彩的活動，首推“全校師生大會”，主張“師生團結，共商教學大計”，比美國大學的“學生政府”（student　government）還要前進。但是，所辦的大聚餐、大聯歡、訪問貧苦人民、勞動競賽、實驗治校等，＇7＇可是典型的蘇聯式群眾運動。

如果經國能心無旁鶩地把中央幹校的事業堅持下去，“二十年的遠景規劃”，不能算是空中閣樓，他的成就，將非常可觀。環境卻強迫他，不停地改變計劃。主要，戰時的中國，情勢瞬息萬變，任何長遠的規劃，隨時可化為泡影。

一九四四年六月，長沙淪陷，八月衡陽失守，日軍的秋季攻勢，銳不可當，獨山失守，直趨貴陽，陪都重慶，面臨威脅。政府打算必要時，遷都西康。九月，經國奉命，曾至西康部署。十月“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由蔣委員長親自提出。配合這個史無前例的青年從軍運動，蔣先生重想到他的兒子，下令成立“青年軍政工人員訓練班”，委派經國為該班中將主任。

過去，經國的經歷，集中於黨政方面，現在開始嘗試跨到軍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