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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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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部主任,交給經國,當時的環境下,眾望所歸。青年軍時代,經國已初試鋒芒,僅限於淺嘗輒止,配合政工改造,環顧國民黨的高階軍政幹部中,只有這位共產黨出身的小蔣,能夠勝任。這年,經國四十初度,年齡、體力、經驗,均屬黃金時代。一般相信,只有他能對國軍的再生,賦予活力和希望。

除了政治部的官銜,蔣先生賦予他更重要的兩項使命:負責監督籌劃情報業務;和對大陸游擊活動的指揮派遣。

前年七月,蔣先生在高雄秘密集會,成立包括蔣經國在內的“政治行動委員會”並以唐縱為召集人,基本任務是“統一所有情報工作,並使之充實、強化。”'18'

一九五O年,改為“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實際由經國一手包辦,舉凡一切黨政特務機構,歸其管轄指揮。資料組設副主任,由陳大慶擔任,調張師執行秘書,彭孟緝的保安處,則為直接行動的基幹。政治部第四處主管保防,實際等於奪取了毛人鳳保密局的業務。

“保密防諜”的口號,透過各種傳播媒介,普及全島每一個角落。功效亦有目共睹,破獲的中共間諜網,如蔡孝乾案、吳石案、《新生報》董事長李友邦案,國際間諜如李朋案,居高職的“臺糖”、“臺電”總經理,亦因“通匪”伏法。

位於臺北植物園附近的馬場町,取代過去南京雨花臺的地位。據執教東京立教大學的戴國輝說:“我當時在南海路的建國中學唸書,有天我看到一輛卡車,載著七、八位犯人,雙手背綁,口用白衣扎著,大概怕

他們聲張,一忽兒,傳來槍聲。我心裡想,他們做了革命的烈士了。”'19'翻開一九五Q年前半年的《中央日報》,“匪諜xx等數犯,昨日槍決伏法”的標題,一週出現好幾次。

以“匪嫌”名義,送往青島東路軍人監獄、臺東綠島,或用麻袋捆紮,未經司法程式,丟到海里餵魚的,不計其數。臺北的一位化學工程師陳天民,江蘇靖江人,因為出言不慎,告訴投奔他的鄉親們說:“臺灣都快解放了,你們還來這裡幹什麼?”'20'經人檢舉,判刑十五年。陳當然不是“匪諜”,沒有任何證據支援保安司令部軍法處的指控,充其量,不過是對國民黨的統治前途失去信心而已。

諾貝爾獎金得主李政道的母親張明璋女士和兒子李崇道(後來曾擔任中興大學校長),因在淡水家中,留宿一位廣西大學時候的同窗,卒以“掩護匪諜”罪,琅璫入獄。

受害人童軒蓀的遭遇,提供我們活生生的故事,益證特務們如何荒唐與無知。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八日深夜三點多,情治人員猛敲大門,闖進童宅。他們借戶口檢查為名,到處翻搜,但一無所得,僅搜去一本翻譯小說《湯姆歷險記》作為罪證。便將童軒蓀押走。

在逮捕童軒蓀之後,情治人員又將他公司的經理、會計及其它職員全抓到刑警總隊。保安司令部出示封條,將公司查封,童家偌大財產,就這樣毀於一旦。

童軒蓀最初被送到刑警總隊,三天內被押往西寧南路保安處。保安處座落在日據時代的東本願寺,警備司令部最早時在那裡設立調查處,偵訊政治犯。提起這“最可怕的黑地方”,童先生餘悸猶存地說:“那裡無需法律程式,隨時可以槍斃人。”

童軒蓀在保安處關了三個月,刑求盤問,查不出任何罪證。童太太問說:“沒有罪是不是可以釋放?”他們回說:“進來容易出去難,還要留一段時間做‘參考資料’。”

由於查無罪證,情治單位便以“思想左傾,意志不堅”為名,發交內湖新生營感訓七個月。這樣,童軒蓀又開始了他的另一段“歷險記”。

所謂“思想左傾”,唯一能夠找出的“罪證”便是一本小兒讀物《湯姆歷險記》。童軒蓀大為不解,問說:“這本書和我有什麼關係?”偵訊人員說:“這上面明明印著馬克·吐溫的字樣,那不是馬克思一家嗎?你看這種書就是思想有問題。”這使我想起老友陳映真《小說家》被捕時,他們要他寫下讀過哪些作家的作品,當他寫出《左拉》時,那位偵訊人員目光為之一亮,瞪大了眼問:“這是誰,這是誰?”映真忽然明白過來,笑笑說:“啊!左拉是音譯,他是法國作家,並不屬於左派。”'21'

特務所逮捕的,自有不少同情中共的分子,但其中,更多是無辜的人民或光復初期來臺的知識的子。當局如是血腥遍野,肆無忌憚的原因,報復主義為其一,大陸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