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臺灣於一九四五年光復，“二二八事變”留下創傷的烙印，內戰的烽火，雖從未直接波及這新近歸回的海島，覆巢之下無完卵，人民的生計和經濟秩序，仍或多或少地受到株連。他們對“戡亂建國”本沒有什麼興趣，現在要他們同舟共濟，保衛臺灣，號召起來，殊為不易。年輕一代的知識的子，受到中共巧妙的宣傳影響，他們內心裡，對“解放臺灣”的態度，歡迎遠多於畏懼。

中共對於情報戰的運用，三年內戰中，屢建奇功，當然它不曾放棄“從敵人內部瓦解敵人”的機會。“中央‘政治局聯絡部”以及“華東局”，分別從各種渠道，向臺灣滲透。甚至光復不久，蔡孝乾領導的“臺灣省工作委員會”，即於是年十二月設立。蔡以下有負責組織的陳澤民，宣傳的洪幼樵和武裝工作的張志忠。除陳、洪兩位，原籍福建、廣東外，餘則土生土長的臺灣人，早年參加中共，屬長征幹部。＇15＇

“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的任務，為下列五項：（1）蒐集境內軍政情報。（2）向動搖的軍政人員策反。（3）建立地下組織。（4）發展黨組織。（5）秘密政治宣傳，在臺東偏僻山區，建立武裝根據地，利用山區的天然條件，發展遊擊力量。

其次，策反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中將和另一位陳寶倉中將，設法爭取陸軍陣前起義；蒐集防禦佈置等重要軍事情報。間諜網遍佈東南軍政長官公署、保安司令部、空軍部隊。

就全盤形勢而言，臺灣只是個等待爆炸的火藥庫。政治上“內則謠諑紛傳，人心惶惑，其私蓄較豐而意志較薄弱者，紛紛避地海外，或預作最後打算。”＇16＇加以註腳（footnote），如曾任臺灣省主席的魏道明，寄居巴西；做過東北方面大員的熊式輝，和後來任駐美大使的沈劍虹，滯留香江；曾任第一綏靖區司令的李默庵，避秦南美。

四月底，行政院頒發緊急命令，防止官兵逃亡，規定人民出國探親遊歷，一律禁止，政府官員因公出國，須行政院稽核批准。這項措施，沿用到七十年代，全面開放觀光護照，始予取消。

經濟上，一樣令人憂慮。臺灣的面積只三萬六千平方公里，山脈佔去三分之二，可耕地不及三分之一，人口六百萬，承繼日人留下的交通建設、工業基礎，人民生活，尚稱康樂。一下子湧來兩百多萬軍民，人口壓力隨增，經濟情況，早趨下坡，生產失調、通貨膨脹，於今尤烈。這種情勢，得不到改善，將無可避免地重蹈大陸時代的覆轍，改革幣制，穩定金融，乃當務之急。

蔣先生保衛臺灣的步驟，益見其老謀深算，處變不驚。對外，穩住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的法律地位，爭取與國。對內整頓軍隊，改革弊端，改善經濟，肅清“匪諜”。

三月一日，蔣復行視事，重新打出中華民國總統的招牌。法統上，李宗仁赴美就醫，“醫病”為名，留美其實。他早在新澤西州做起寓公，使總統的位置虛懸。蔣以總裁名義，發號施令，實際執行陸海空軍大元帥的職務，究竟名不正言不順，不符憲法精神。聯合國的席位，由蘇聯帶頭，已醞釀由中共取代，復職出於現實形勢的需要，事在必行。所謂“順應群情”，固有玩弄政治把戲的成的在，蔣先生的聲望，在島內爬升，並非過甚之詞。

董顯光說：

“蔣總統在考慮復任此不易討好的任務時，深知只有使自由中國的人民重申信念始能免於滅亡，李氏代理時期之動搖擾豫，使政府人員的信心漸漸消失，南方與西南最後之崩潰實為失敗主義與武人意志薄弱之結果。中國現已到達這樣一個時日，惟有意志上的奇蹟始能把它挽救，蔣總統自知，在國民黨的陣營中，只有他自己才有推動此一奇蹟之望。

當然，蔣總統如復職，他所遭遇的困難自多，他如專為自身打算，自仍以引退為宜。復職後如不幸失敗，不是有生命的危險，便是飽受指責，蔣總統所享受中國的尊榮已達於最高峰。今後所遭遇者或不免有下坡之事，故從個人利便的原則而論，他最好是置身局外，而避免最後奮鬥的艱鉅責任。但蔣總統自非規避責任的人，早己以身許國。他不計自身的安危，也不顧現實的順逆，他毅然接受了國人的最後要求。”＇17＇

陶希聖所撰《我們怎麼辦？》的文章，道出當時的真實情況，那就是“明知其不能也要為”。以蔣的倔強性格，不戰至最後的一兵一卒，絕不輕言犧牲。董說“只有他（蔣）自己才有推動此一奇蹟之望”，在那樣危殆的時刻，一個堅強的領袖，的確不可或缺。至於大陸崩潰的責任，一股腦兒推給李宗仁，歸結為“李氏代理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