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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的樞紐，則為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即今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的前身）司令一職，循例由省主席兼，實權操副司令之手。吳國禎一反他前任魏道明時代的習慣，凡事聽令鈕先銘一手包辦，偶爾，要過問一下司令部的大事。詎料副司令彭孟緝，早投效到經國麾下，聽其驅使，和經國互通聲氣。自然，就不把他的頂頭上司吳放在眼裡。

假使換一個主席，如俞鴻鈞，嚴家淦之流，持“遇事請示，凡事推事”為座右銘，經國越權，樂得裝聾作啞，不聞不問，好官我自為之。那末，何止衝突不會升級，連上海時代的誤會，都可消弭於無形。

吳拒絕妥協，客觀分析可能出諸下列原因：

．吳的性格使然，“士可殺而不可辱”，官可以不做，原則要遵守。這本來是傳統中國士大夫的一項卓越（outstanding）的德性，吳能捨唯唯諾諾而表現其氣節，至為難得。

．恃寵而驕，過的高估了蔣先生對他的信任，迨他了解蔣先生“愛權之心，勝於愛國；愛子之心，勝於愛民”時，已噬臍莫及。

缺少團隊精神。吳認為經國“不學無術”，其所主張及實施之辦法，與“近代民主政治，實屬扞格”，而忽略國府的本質。民主也者，本來就為裝飾門面的東西。

照潘公展的說法，吳“八面玲瓏，十分圓滑”。＇5＇一個“圓滑”的政治人物，當不至於糊塗到以自己的烏紗作孤注一擲，想必經國有欺人過甚之處。

枝枝節節的齷齪，大都為了金錢之爭。遷臺之初，政府除自上海搬去大量黃金白銀，國庫收入，幾等於零。一切中央的開支，唯省府是賴。而省府的經濟來源，無非靠歲收田賦。應付那樣龐大的開支，難免捉襟見肘。

吳身為主席，自有撙節開支，開拓財源的責任，遇到預算以外的額外要求，如“政治部’、“救國團”的請託，往往不客氣地予以婉拒。換一個人當主席，可能反其道而行之，寧願別處節省，對經國網開一面。誠如他告訴雷震時說：“我只是採用消極行動，不發給經費，所以蔣經國恨死我了！”＇6＇公正地說，吳意氣用事的成分很大。否則不至於發展到形同水火的階段。

類似情況，陳誠當行政院長的時候，也曾發生過，＇7＇引起經國和辭修的矛盾，但沒有吳蔣這麼嚴重。

嚴重對抗，導因於臺灣火柴公司案，那是一九五O年的事。某天省府召開資源方面的會議，有人報告，王哲甫（臺灣火柴公司總經理）被捕，承辦單位即省保安司令部。會後，吳召見副司令彭孟緝，查明原委。彭說是總統的命令，並陳閱全卷。吳不看則已，閱後，情緒激動，十的氣惱。

臺灣火柴公司，總公司原設上海，一九四九年五月，淞滬失陷，董事長吳性栽，選擇大陸。保安司令部，本著不是朋友，就是敵人的處事方針，將吳列為“附匪商人”。吳性栽解放前，從事電影事業，為了向新政權表態，或為形勢所迫，攝製《民國四十年》影片一部。顧名思義，影片內容，對國民黨、蔣先生，諸多詆譭失敬之處。透過情報活動，經國獲悉，遷怒於留臺的臺灣火柴公司，下令彭孟緝將負責人王哲甫，不的青紅皂白地，逮捕下獄。

於法，經國是站不住的，臺灣的王哲甫沒有理由去為上海的吳性栽負任何行為上的法律責任。而且吳說；

“王雖到香港和吳見過兩次面，不過，在時間上是在影片完成之前。據王的供詞，僅說是業務報告，和吳在上海的行為，並沒有任何牽連。因此，我認為這種隨便入人於罪的辦法不足以服眾。我命令彭孟緝立即釋放，彭要我下手令，我下了一個條子。”

吳的手令，等於廢紙，彭並未遵守。吳說：

“當天下午五點，彭要見我，而且和經國一道來的。當時小蔣的職務是總政治部主任。我這才知道，經國以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的名義，控制著臺灣的特務系統，經國說，王有罪，不能釋放，我堅持於法無據，場面極為尷尬。最後我問彭：‘究竟你做主席兼保安司令，還是我呢？”＇8＇

處於彭的立場，可以對吳違命，吳莫奈他何！和經國站到一邊，不愁將來之升官發財，果然，這位吳眼中“樟頭鼠目”的彭副司令，因功而上將銜副參謀總長、代參謀總長、參謀總長，近乎火箭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