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難揣測。但我們必須提高警覺，注視其陰謀的發展。”

結論指鹿為馬，和中共“和平解放臺灣”的攻勢，混為一談。頗有雷震《自由中國》，已和毛澤東互通聲氣，要把蔣家的天下，瓦解崩潰，這篇“特種指示”，不僅火藥氣特濃，更是滿紙“狼來了”的歇斯底里。

說理說不過《自由中國》，只好採取“說理”以外的辦法，先是騷擾，用特務力量，壓迫承印該刊的印刷所，拒絕買賣，雷震嘆他的苦經時說：

“《自由中國》半月刊的稿子一旦送到印刷所時，各方面的特務就川流不息的跑到印刷所索取已經排好的稿子，拿回去審查後而來找麻煩，他們就可以大邀其功。這些持務本是不學無術，而又帶著‘有色眼鏡’—成見，來看稿子，據說有警備總部的特務，有憲兵司令部和首都警察局的特務，印刷廠因不勝其煩，所以不願續印了。還有，特務老爺竟敢命令印刷廠不要給《自由中國》半月刊印刷。後來在臺北長沙街的精華印書館系立法委員陳紀瀅介紹的，說他印刷好，排印錯字少，中央研究院的東西都是在那裡印的。我就移到精華印書館，並訂有合同，由陳紀瀅作證人。不料後來陳紀瀅撤回‘證人’，且叫精華印書館不要再印了，以免麻煩。這件事陳紀瀅不夠朋友，不僅不來幫忙，反來扯腿。關於印刷所的事情，我們在十年功夫裡，竟換了七個廠，還說了不少的好話。”＇13＇

其次，以挖牆腳、臥底的慣技，製造雷震的困擾。

《自由中國》第二十卷第二期一九五九年出版，登了兩則讀者投書。它們是《軍人也贊成反對黨》和《革命軍人為何要以‘狗’自居？》署名的為陳懷琪。

《自由中國》的編輯部，處理這樣敏感性的讀者投書，顯然，沒有認真調查核實作者的真偽，防範經國的惡作劇，“無處不是戰場，無時不是戰鬥”的點面戰術。出刊不久，陳懷琪即寫就萬餘字的長函，要求雷震“來函照刊”。《自由中國》於兩期後，雖予更正，陳不滿意，乃在黨報《中央日報》，官報《新生報》，軍報《青年戰士報》，和《聯合報》，以廣告方式，全函揭載。

陳懷琪僅一收入菲薄的軍人，他哪來的錢支付鉅額廣告費呢？誰在幕後指使插手，已不言而喻。跟著陳向臺北地方法院提出自訴，責雷犯“偽造文書”、“誹謗”和“有利於叛徒之宣傳”等三項罪名。在此同時，警總下達公函，謂該投書有“匪諜”嫌疑。《自由中國》發表的反駁宣告，除《聯合報》和真正獨立的《公論報》照登以外，黨報隻字不刊。

陳懷琪其人的背景來歷，官方諱莫如深，僅日本《讀賣新聞》的記者若萊正義，略知一二：

“陳懷琪一切講話，完全依照寫好的稿子照念。不敢多講一字，由於要控告《自由中國》半月刊，故暫遷來臺北居住（福州街的陸軍服務社）。

‘這次廣告費一定花了不少錢？’若萊問。‘為自已名譽計而不得不如此，且系借貸而來。’”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雷震接獲臺北地方法院檢察官的傳票，規定於次日下午一時應訊。

庭訊經過，有雷的自述，可供參考：

“三月三日下午一時二十五分，我到臺北地方法院檢察庭應訊，殊不料有一百多位學生已在法院檢察庭門口等候。因為檢察庭不能旁聽，他們等我出來後始散去。還有一位青年人，一定要送我一百元臺幣，幫助訟費，青年人之有正義感，由此可見一斑。此外除《自由中國》社職員外，還有《自立晚報》社長李玉階和青年黨領袖夏濤聲、詩人周棄子諸先生。李、夏二人還攜帶機關圖章來，必要時給我作保之用，但檢察庭未要交保。檢察官為謝俊峰，廣東人，習法律。另有一位書記官，文筆則不通。我進入檢察庭後，檢察官對我說：‘雷先生，我對你很敬仰。’又搬張椅子給我坐。檢察官告訴我說：陳懷琪控告你三個罪：‘偽造文書’、‘誹謗名譽’和‘觸犯懲治叛亂條例第七條：有利於叛徒之宣傳’。旋由檢察官開始問話，我除口頭答覆外，並將陳懷琪投書貼在一個本子上送交檢察官。最後檢察官囑我補個書狀。我於四時二十分退出。在庭外等候的學生和新聞記者圍攏來問我許多話，我說：‘現已進入司法程式，不願作進一步的說明，’謝謝各位關心！’

胡適先生很焦急，曾打幾個電話來。是日下午六時模樣，我去南港中央研究院。胡適倒杯酒給我喝，說給我壓驚。他盛稱我之出席法庭受訊，是最文明的。”＇14＇二十天後，雷再度應訊，雷說：

“三月二十三日，地方法院檢察處又送來一張傳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