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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先生的顏面，已覺得大失光彩，而該刊於蔣先生當選後，再撰社論《蔣總統如何向歷史交代？》一文，窮追不捨，餘音繚繞，當局的震怒，可想而知。蔣先生當年為一句話，能將《申報》的史量才，＇2＇加以毒手，未立即逮捕雷震，已極盡寬容之能事。

雷震如果有自知之明，急流勇退，可能免卻他後來的災難。但勝利往往使人失去理智，頭腦發熱。另有一個可能，高估了美國官員對臺灣的影響力，而低估了蔣先生的決心。雷震竟和一些熱心新黨運動的分

歧派，插手地方選舉，揭發國民黨違法選舉的黑幕等等，如兌票換票；埋伏票；代領投票；故意製作廢票；故意唱錯票；威脅投票等。

這下，衝突升級，由理論方面跨到行動方面，國民黨感到嚴重不安。使國民黨當局感到更不安的是，雷震結合國民黨內的自由主義分子，民青兩黨精英，以及大批臺灣籍的非國民黨人士組織的“地方自治研究會”，擴大為“在野黨及無黨派人士本屆地方選舉檢討會”，檢討選舉、批評時政，進一步將組織新黨，向執政的國民黨公開挑戰。＇3＇

組黨以外，《自由中國》撰寫社論《臺灣人與大陸人》，觸到國民黨人的要害，由“二二八”事變引起的省籍鴻溝傷痕，一向是敏感到談不得的問題，雷震卻說：“人與人不會成為仇敵，除非由於政治上的錯誤，”又說：一些迷誤於政治權力的人們發現大陸人和臺灣人在政治改革運動上攜手合作，起了恐懼心。故意危言聳聽，說臺灣人的勢力抬頭，內地人將受歧視等等。＇4＇

國民黨一面發動自己控制的輿論工具進行反擊，一面製造謠言，硬說中共駐港的工作人員暗中支援臺灣的新黨活動等等。同時透過美國駐華大使莊萊德，向國務院緩頰，俾一旦採取行動時，減少美國官方的壓力和衝擊，奉命執行此項任務的，即經國指揮下的情治系統－臺灣警備總司令部。

大前提上，父子倆為維護自己的權力統治，利害相同，觀點一致。縱使，蔣先生不下命令，經國亦必去之為快。白雅燦的案子，＇5＇就是最好的說明。雷震的情況，比白要嚴重千百倍，他焉能視若無睹！從個人恩怨出發，吳國禎、孫立人是他奪權的障礙，雷的《自由中國》是他愚民政策的絆腳石。允許這個雜誌的存在，很多神話、謊言，就有被拆穿的危險。

雷、蔣衝突，據雷自己說，肇始於五十年代初期，且完全來自誤會。試看下面一個故事：

“我於民國三十九年（一九五O年）十月第一次去香港時，這些黨派人士並未提到國民黨要‘黨化軍隊’一事，大概國民黨改造委員會此時尚未定案也。追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年）元月二十八日我和洪蘭友同去香港慰問各黨派及民主人士時，青年黨左舜生和李璜等一見我們，就大罵國民黨首領蔣中正和蔣經國（此時陳立夫已被逐至海外了）不該違反現行憲法的規定，在所有軍隊裡，以及持有槍桿子的憲兵和警察裡設立國民黨支部之事，和過去的軍閥與大陸時代國民黨一樣，採用蘇俄的‘以黨治國’，不想依照現行憲法，實行民主政治，建設民主國家。這完全是家天下的政治，終有一天要失敗的。我和洪蘭友無法撒謊來解釋此事，只有任其任意咒罵，因為池們罵的是事實，他們都是青年黨領袖，參加過制憲國民大會這一幕。

我們回臺後，國民黨在改造委員會曾邀我們吃便飯，改造委員出席者有胡健中、張其昀、崔書琴、蕭自誠等，工作同志有唐縱等。飯後他們詳詢香港各方人士之意見，我們盡情報告，謂其中黨派人士最不滿意者，為國民黨違反憲法在所有軍隊中設立國民黨分部，民主人士最討厭者為不思建設民主政治，還是個人獨裁，真是自取滅亡。各位改造委員要我用書面將今天所講的向改造委員會報告，我因去港月餘，個人和《自由中國》半月刊積壓之事太多，這種報告必須親手撰寫，實在沒有工夫，故我一再說：‘現有黨部的速記，可供參考。’不料改造委員堅持要我寫，尤其是胡健中，我只有勉為其難，親筆寫了六條，包括反對黨化軍隊在內，親自送改造委員會。不料是年三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時前，我去參加臺北市大直圓山忠烈祠祭祀的時候，改造委員蔣大少爺經國一見我就氣勢洶洶，板著臉對我說：‘你們為什麼反對在軍隊中設立黨部之事，這是反動分子，是共產黨同路人之所為。’說畢不待我解釋，蔣經國就走進忠烈祠去了，裡面已吹號，我也跟著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