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季看來沒有特別才能，但如同一個空虛的器物一樣，反而更能相容幷蓄各色各樣的人才，能吸引更多人支援他，正是他更容易成功的有利條件。”

沒有立場，沒有包袱，以及豁達開朗的個性，使劉邦的可塑性極高，加上難得一見的個人魅力，更使他命定中成了亂世英雄。

雖然命中極貴，但不久卻發生了結束他安定幸福生活，甚至差點有生命危險的災難事件。

率役上京，亭長成了通緝犯

秦始皇在位的晚年，因北征匈奴、建築長城而動用大批人力物力，加上原先進行的修馳道、修宮室以及驪山陵的工程，使政府原有的人力根本不足派用，只好由民間徵調大量的勞役。

早年，雖然秦法嚴苛，但對調派人民作勞役卻非常謹慎。因為法令是用來集結國力，因此最重要的是不違農時，甚至發動戰爭也都會選在農閒的時候。然而商鞅在變法時的原則是“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可見法令不只用在人民身上，也在限制政府的濫權。

韓非子在詮釋法家時，也非常推崇老子“無為而治”的精神，他認為政令清簡而執法嚴厲，才能建立一個公平的法治社會。

但統一以後，要進行改革及建設的工作太多，光是推動經濟。文化的統一，就要動用不少人力，加上效果不佳，於是耗費更大。工作太多了，超過了正常的運作，使國人已產生不合理的壓力，若執法又嚴厲而無彈性，人民便有受虐待的強烈感覺了。

尤其是勞役這件事，原本是大家利用農閒時間奉獻勞力，來增強國家建設、促進社會繁榮，現在徵召太多，超過了農閒所能負擔的，也影響農民正常作業及生活，自然要變成苦役了。

徵調勞役的命令，終於也到達了泗水亭。

逐漸有“領袖”意識——“大丈夫當如此”的劉邦，自然最反對這個影響人民生計的任務。

“全部去作勞役，那麼家裡誰耕種？況且還要繳稅賦，老百姓怎麼生活得下去！”

“任俠”自居的劉邦，打從心底反對這種過度欺負善良農民的命令。

但秦王朝利用早年的什伍制度，將全國各地的戶口資料掌握得非常好，一里二十五戶有多少男丁，隨時都有統計，並建立戶口簿籍，以為徵稅及徵調勞役的憑證。由於全國的統計資料依地區保留在政府辦公室中，地方官又採輪調製，根本不知道以前報上去的數字，所以誰也不敢對現有戶口報假資料，否則可能有抄家滅身之禍。

所以沛縣縣令立刻編造名冊，並派遣屬下的各亭亭長負責領隊的工作。

由於這次的勞役是建築驪山陵，是件非常困難的工作，加上大家對過多的勞役反感頗深，因此負責領隊是件危險差事，萬一有人結隊逃亡，領隊也要連坐論罪。

考量所有亭長的能力後，縣令認為只有劉邦壓得住陣腳。劉邦雖萬分不願意，但公家任務推辭不得，只好硬著頭皮帶領徵調的五百多人出發了。

從沛縣到咸陽有數千裡之遠，翻山越領，全靠兩隻腳，又攜帶笨重的炊具及野宿裝置，日夜兼行，是件非常苦的差事。

劉邦一向寬厚，故管理工作鬆散，有些吃不了苦或想念家鄉的人便趁機逃走。

雖然發現有人逃亡，但監管的人員太少，山路又崎嶇複雜，實在也難以搜捕。所以劉邦雖頭痛異常，卻是束手無策，只好裝作不知，繼續領著前進。

但團體心理立刻有樣看樣，逃亡的人於是愈來愈多。劉邦無力掌握，心想再這樣下去，到咸陽恐怕只剩下他一個人了，到時候交不了差，看情形只有死路一條，與其坐以待斃，乾脆錯就錯到底了。

下定了決心，反而輕鬆多了。

到達豐西澤中，劉邦下令將剩餘路費全部換成了酒和酒菜，並召請剩餘的勞役與他痛痛快快大喝一場。

大家正莫名其妙時，劉邦在半醉狀態下宣佈，勞役隊伍在今晚全部解散，要回去的可以暗地回去，責任完全由他一個人扛。他慷慨激昂地表示：

“此去凶多吉少，你們趕快逃亡吧！到了這個地步，我也只好開溜了。”

勞役和監管人員中，有些較膽大而講義氣的便表示：

“我們願跟隨亭長逃亡！”

雖然有了一群人，可以相互照顧，但天涯茫茫，又毫無準備，該到哪裡去呢？幸好劉邦一向樂觀，心理上雖也擔心著，但仍談笑風生，帶著酒意，牽領著大家往深山裡走。這一方面是為了避免訊息走漏後會被官方逮捕，一方面進入山區也比較容易找到吃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