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預仗節稱詔而撫安之。

在東面，吳軍更遭到慘敗。孫晧聞王渾之軍南下，使丞相張悌督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靚率眾三萬渡江迎戰。至牛渚，沈瑩言：“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上流諸軍，素無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不能御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畜眾力，以待其來，與之決戰。若幸而勝之，江西自清。今渡江與晉大軍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張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眾心駭懼，不可復整。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勝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士眾散盡，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

三月，悌等渡江，圍王渾部將張喬於楊荷橋（在今安徽和縣東南二十里）。喬眾才七千，閉柵請降，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強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屬以救兵未至，力少不敵，故且偽降以緩我，非真伏也，若舍之而前，必為後患”。悌不從，進前與晉揚州刺史周浚結陣相對。沈瑩率丹陽銳卒刀楯五千，三衝晉兵，不動。瑩引退，其眾亂，晉軍因其亂而乘之，吳兵奔潰，將帥不能止。張喬自後擊之，大敗吳兵於版橋（今安徽含山縣北）。諸葛靚率數百人遁，悌為晉兵所殺，孫震、沈瑩等亦陣亡，吳人大震。

是時，王濬已破武昌，乘勝順流，直趨建業。孫晧遣遊擊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御之，象眾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燭天，軍勢甚盛，吳人大懼。時王渾及司馬伷亦臨近境。王濬最先入於石頭。孫晧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收其圖籍，領州四（荊、揚、交、廣），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千餘艘，後宮五千餘人。

吳自孫策於漢獻帝興平二年（195年）始入江東，據有丹陽、吳郡，至此（280年）歷85年而亡。於是中國復歸統一。

一、募民屯田的舉辦

關於曹魏屯田的興辦，本書第三章已經提及，這裡再進一步探討如下：

曹魏屯田，頗為史家重視，唯其中一些問題，迄未取得一致意見，因之在敘述時，便不能不按照自己認為穩妥的想法陳說。屯田制度固完善於曹魏，其淵源尚可追溯到漢代以前。我先民自古即注重農事，操國柄者皆知戰勝或禦敵，都離不開軍糧供應。故晁錯《論貴粟疏》引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神農”雖非真有其人，但假託者至少亦為戰國時人，則可相信。秦孝公時，商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像商鞅這樣給移民以國有土地而令其耕作，再以所產糧谷供應軍食的策略，已與曹魏募民屯田有類似的目的與情況。《竹書紀年》載：“魏襄王十七年（前302年）邯鄲命吏大夫奴遷於九原（今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以西）0916＿0207＿1；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斥逐匈奴後，在今內蒙古自治區河套一帶置四十四個縣城。以上兩種措施顯系移民墾殖，以供軍食而固邊防。《漢書》卷64上《主父偃傳》載主父偃對漢武帝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其中“內省轉輸戍漕”語，無論對秦對漢都同樣適用，如果說秦始皇置縣移民，原無就地產糧供軍以省從內地運糧的用意，未免低估古人。可以相信屯田從戰國時已見端倪，至秦而完成。

晁錯在其著名的《守邊備塞疏》，即吸收了前代移民實邊的經驗而發揚完善之。其要點為使移民有配偶、室屋、土地、田器；還建立伍、裡、連、邑組織，於農暇進行軍事教習，並修築防禦工事。疏中所言安置內地移民諸措施，如“審其土地之宜”；“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使遠方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虜之患”。都與曹魏屯田相類似。其淵源關係不言而喻。漢武帝時，隨著反擊匈奴戰爭的勝利和西域的開通，漢在河西、新秦中等地屢興屯田。東漢初年，隴西太守馬援在苑川（今甘肅榆中縣大營川地區）興辦之屯田，將收穫物與田戶中分，為屯田收租開一新法，而為曹魏所沿用。漢獻帝初平四年（193年），徐州牧陶謙表陳登為典農校尉，“登乃巡土田之宜，盡鑿溉之利，秔稻豐積”。陳登屯田時間較曹操在許屯田早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