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同處在於均為供應軍糧而興辦，且均採取軍事編制，有戰爭時參加民屯的勞力亦需執干戈以對敵；異處在於軍士以戰守攻取為主，屯田民則主要從事農墾生產，二者在編制與待遇上亦有區別。論創辦先後，民屯在先，茲先談民屯，據《後漢書·百官志》注引《魏志》曰：

曹公置典農中郎將，秩二千石；典農都尉，秩六百石或四百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石。所主如中郎，部分別而少為校尉丞。

典農系統與一般郡縣行政系統有不同的組織與編制。典農中郎將和典農校尉相當於郡國守相級地方官。大的郡國設典農中郎將，小郡設典農校尉。典農都尉也叫“屯田都尉”或“綏集都尉”。顧名思義，綏集都尉設定在邊疆多事之地。如《三國志》卷16《倉慈傳》言：“建安中，太祖開募屯田於淮南，以慈為綏集都尉”。因淮南界吳，故置綏集都尉，亦寓有安撫屯田農民之意。典農都尉和綏集都尉相當於縣令長。為了適應戰爭的需要和加強對屯田民的管制，屯田官帶有軍銜。典農都尉下面的生產單位是屯，屯置司馬一人，主管屯內生產事務。《晉書》卷16《食貨志》載晉武帝咸寧元年（275年）詔令說：

出戰入耕，雖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嘗不以戰士為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為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

以上引文說明：（1）新城屯田原由“出戰入耕”的戰士擔任種稻，自鄴奚官奴婢來後，即改為民屯，所以按屯田法處理。（2）當時魏有二個新城，一為合肥新城，一為在今河南伊川縣西南的新城。後者接近洛陽，當即武帝詔書中所說的新城。晉統治者把奴婢安置在這裡，免除其奴婢身分，使之積極從事生產。（3）管理民屯的基層生產單位是屯，屯的長吏是司馬，屯司馬也叫“農司馬”或“典農司馬”。（4）“奴婢各五十人為一屯”句，一般均解釋為一屯奴婢人數為五十人，我以為應當是有男奴女婢各五十人。因屯民通常均以家為單位，故以奴婢各五十人配成五十對為一屯，這樣，從一屯的總人數看，尚少於帶有家屬的屯田民。若男奴、女婢各五十人自行屯田，則不能繁殖後代，且易招致逃亡事件。故不論從文意與人事關係看，均應釋為奴婢各五十人，配成五十對，進行屯墾。以上詔令雖系入晉以後所頒佈，但所言屯田法，當系曹魏舊制。

由於古代史家對類似屯田這樣的經濟制度重視不夠，所以有關屯田史料極少。唯從《三國志》卷28《鄧艾傳》中尚可窺知一些民屯官吏的名稱。鄧艾原籍義陽郡棘陽縣（在今河南南陽市與新野縣之間），少喪父。曹操破荊州，被徙往汝南郡，為典農部民，養犢，年十一，又隨母至潁川郡，後在典農都尉屬下作學士，以口吃，不得作於佐（主要屬吏），為稻田守叢草吏。但，口吃的缺陷，畢竟掩蓋不了鄧艾的傑出才幹。後來他還是作了典農功曹，功曹是襄城（從潁川郡分出的郡）典農中郎將屬下主要官吏，典掌用人和刑賞，因之也被稱為典農綱紀。鄧艾還作過上計吏，上計吏每年年終代表典農中郎將去中央報告政績，因此，鄧艾有機會見到太尉司馬懿。司馬懿對他很賞識，闢之為掾。不久又升尚書郎。那時朝廷欲廣田畜谷，故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艾遂倡議在淮南大規模進行屯田。

在這裡，不能不談一談民屯系統的典農官歸朝廷那個部門管轄的問題，傳統的說法是歸大司農領導，這是不符合實際的。東漢以降，君主專制體制日益強化，三公與諸卿的實權已被內朝的尚書檯所奪，特別是曹操掌權時期，所謂公卿若非曹操親信，更無權勢可言。當時大司農的官職還是有的，建安十八年（213年），操進位為魏公後，進其三女為貴人，獻帝“使使持節行太常大司農安陽亭侯王邑”往鄴納聘，像王邑這樣的大司農自然不可能過問屯田之事。根據操褒獎棗祗令和任峻、國淵等傳所顯示，興辦屯田，乃由操親自主持。當棗祗提出對屯田民採用分成制的剝削方式時，操本人亦拿不定主意，使棗祗與守尚書令荀彧“議之”。說明尚書令兼管屯田事務。前已敘及，當操興辦屯田後，前有棗祗、任峻，後有國淵。任峻是第一個典農中郎將，主管許下屯田事務，史言“軍國之饒，起於棗祗，而成於峻，於是州郡例置田官。”大約在建安十一年（206年）左右，國淵以司空、丞相掾主持屯田事，五年中，倉彛Х崾怠＝ò彩��輳�211年），操西征關中，改任國淵為“居府長史，統留事。”事實說明在曹操時代，屯田事務主要由各郡國典農官主持，遇有重要事項，例如對屯田地點的選擇及處理屯田農民的逃亡等，則由屯田官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