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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即位後，對於曾經幫助他當太子有功的臣僚賈詡、桓階、陳群、司馬懿等都予以重用，其中名士世族陳群甚至被任為鎮軍大將軍、領中領軍，錄尚書事，另一世族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這樣，便打破了已往非曹氏親族不能充當軍事大員的慣例。黃初七年（226年）曹丕臨死前，中軍大將軍曹真、鎮軍大將軍陳群、徵東大將軍曹休、撫軍大將軍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曹叡。往後五年中，曹休、曹真相繼死去，陳群只擔任文職，統兵大帥惟餘司馬懿一人。司馬懿南擒孟達，西拒諸葛亮，東滅公孫淵，有很高的威望。當時曹魏統治集團內部有權勢的大臣，除了司馬懿以外，應推掌管機要的劉放和孫資。劉放、孫資在曹操時即已為秘書郎，曹丕改秘書為中書，以劉放為中書監、孫資為中書令。曹叡對二人尤為寵任，當景初二年（238年）曹叡考慮是否派司馬懿去討伐遼東的公孫淵時，劉放、孫資曾加以贊助，故遼東平定後，放、資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侯。由此可知，掌握機要的劉放、孫資和統兵大帥司馬懿的關係至少也是很好的，他們日後勾結在一起，就成為曹魏政權的隱患。據《三國志》卷22《陳矯傳》注引《世語》說：

帝憂社稷，問矯：“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

《三國志》卷25《高堂隆傳》載高堂隆臨終口占上疏說：

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棋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

陳矯對司馬懿能否忠於魏室既表示懷疑；高堂隆所說鷹揚之臣也顯然是指司馬懿的。曹叡在位正當魏國興盛時，然內部已經埋下了權臣擅權的種子。可是曹叡本人對此並無深刻察覺，對個別大臣的直言微意亦未能認真思考，自然也就無何對策了。

曹叡本人沒有生兒子，按理說，他應當從父、祖後嗣中擇立賢而長者，可是他卻收養了兩個嬰兒曹芳和曹詢作為己子。他所以這樣作，是為了自己有“後裔”可以接替帝位，而不顧國祚之能否確保。景初三年（239年）曹叡病重，始正式指定齊王曹芳為太子。《三國志》卷4《三少帝紀》注引《魏晉春秋》言曹芳：“或雲任城王楷子”（即很可能為操次子彰之孫）。當時曹芳年始八歲，如何能支撐起外對吳、蜀，內有權門勢族的艱鉅重任呢？所以陳壽在《三少帝紀》評論說：

古者以天下為公，唯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以適，若適嗣不繼，則宜取旁親明德，若漢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準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孩，傳以大器，託付不專，必參枝族，終於曹爽誅夷，齊王替位。

陳壽首先指出曹叡應擇立有為的長君，以維持曹氏的國祚，是極中肯的。他又指摘曹叡對司馬懿託付不專，一定要在司馬懿頭上加一曹氏親族，致使兩個輔臣爭權相訌，則用意頗為深婉。因壽為晉臣，不得不如此措詞，實則壽的真意還是認為既已令曹爽輔政，就不宜再讓異姓梟雄司馬懿參與，以造成“曹爽誅夷、齊王替位”，使政權歸司馬氏的結局。

對於選擇輔政大臣，曹叡原來也曾產生過“使親人廣據權勢”的想法，而且當他病重時，也曾拜少時與他同居相愛的曹操子燕王宇“為大將軍，囑以後事”。使宇與夏侯獻、曹爽、曹肇等共輔政。這樣，燕王宇等執政之後，必然要斥退久典機密的劉放和孫資。因此，引起了二人的激烈反響。他們以先帝遺詔藩王不得輔政的理由作擋箭牌，並製造了毀謗燕王宇等的讕言。這時，曹叡頭腦已經不大清醒，而且其父曹丕過去排斥親兄弟的流毒也還在曹叡腦際徜徉作祟，所以聽從了放、資的讒言，而免燕王宇等官。放、資接著就推薦曹爽與司馬懿共輔政，曹叡也表示同意。燕王宇的被斥退和曹爽、司馬懿上臺，是關係魏政權由誰領導的大事，以“凡品庸人”的曹爽而與“情深阻”、“多權變”的梟雄司馬懿並肩共事，其危險性已為當時有識之士所料知。

總之，曹叡確定皇位繼承人和輔政大臣的兩項措施，都不利於其政權的延續。

二、司馬懿和曹爽兩派的矛盾與曹爽被殺

景初二年（237年）十二月，曹叡以宗室、故大司馬曹真之子曹爽為大將軍。次年正月，司馬懿也自河內郡汲縣應召至洛陽。三年正月，曹叡即病死。《資治通鑑》卷74景初三年條載其事雲：

春，正月，懿至，入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