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陳倉”，可惜很快便被官軍鎮壓下去。另外，《三國志》卷18《呂虔傳》載：“襄賁校尉杜松部民炅毌等作亂”。有的史書謂“校尉”指典農校尉；“部民”為典農校尉部屯田民。如此說確實，則此次也是典農部民起義。由於曹魏軍事力量強大，中央有中外諸軍，州郡也都領兵，所以屯田民的反抗，很快便被鎮壓下去。但，從曹魏後期民屯生產日益萎縮和農民寧願投向豪族地主為佃客的事實來看，也足以說明農民對屯田的消極反抗到了多麼嚴重的程度。因此到魏陳留王曹奐鹹熙元年（265年），當權的司馬炎便宣佈：“罷屯田官，以均政役，諸典農皆為太守，都尉皆為令長”。所謂“均政役”，不過是一個藉口，實際是屯田制對統治者已經轉化為無利可圖，所以就下令廢止了。

一、士家制的建立

士家，指世代當兵之家，士家一般集中居住，另立戶籍，不與民戶混雜。曹魏所以推行士家制，首先是為了保持兵源；同時也有向割據勢力爭奪勞動力的性質。至少從春秋時起，國君已向出征將帥徵取質任。漢魏之際，群雄棊跱，不僅將校輕於去就，士兵亦多竊逃，為了保持固定的兵源和榨取更多的勞動力，曹魏推行了具有時代特色計程車家制。唯曹魏士家制，既無明白的成文條款規定，史書亦乏正面闡述，故後人研究，多有疑難，今只根據有限資料，縷述其梗概。

曹操初起兵時，力單勢薄，所招合的兵士，常因飢餓而叛逃。及操領兗州牧，勢力始為之一振，又因陳宮叛迎呂布，一度瀕臨危殆。只有到消滅呂布，並打敗汝、潁黃巾軍以後，曹操才組成一支兵勢相當強固的軍事集團，但仍處於強鄰環伺之中。對新附將領如臧霸等也只有採取羈縻策略，以收一時之用，自然談不上向將士索取質任。建安二年（197年），操在宛遭到張繡降而復叛的突然襲擊，事後操對諸將言：“吾降張繡等，失不便取其質，以至於此”。實際情況是，操原先並非不知取質，但羽毛未豐，不敢冒然行之而已。至官渡之戰，操打敗袁紹後，兵力才強盛到足以成懾天下的程度。嗣後操不斷打擊袁氏勢力，至建安八年（203年），操下令說：“自命將徵行，但賞功而不罰罪，非國典也。其令諸將出徵，敗軍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表明只有到此時，操才結束了已往對部下寬容遷就的態度，而挺起腰桿來執行軍法了。至於操向將士索取質任之事，則系在建安九年（204年）攻下鄴城之後才施行的。《三國志》卷18《臧霸傳》載：

太祖破袁譚於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太祖曰：“諸君忠孝，豈覆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輿櫬以從，而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霸為都亭侯，加威虜將軍。

《臧霸傳》注引《魏書》亦載：

孫觀……與太祖會南皮，遣子弟入居鄴，拜觀偏將軍，遷青州刺史。

同卷《李典傳》亦載：

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駑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

以上三人遷家居鄴之事頗相類似，時間亦相近，顯然，臧霸等人是揣度操的意向行事的。送質，既向操表達了忠誠，又得加官進爵，可謂一舉兩得。在操方面，不僅得到了臧霸等的質任，還可引起其他將領的連鎖仿效。可是，跟隨主將遷到鄴城的宗族部曲，卻得不到什麼政治、經濟上的好處，他們得到的只能是名列士家戶籍，長期過著“父南子北，室家分離”的憂思生涯。

其他有些被遷到鄴城計程車家並非出於自願。例如《三國志》卷15《梁習傳》載：

習以別部司馬領幷州刺史，時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通鑑》胡注：“南匈奴部落皆在幷州界”。），兵家擁眾，作為寇害（胡注：“謂諸豪右擁眾自保者”），更相扇動，往往棊跱。習到官，誘諭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稍薦舉，使詣幕府（當指曹操幕府）。豪右已盡，乃次發諸丁強，以為義從；又因大軍出征，分請以為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前後送鄴，凡數萬口。

《通鑑》卷65將此事繫於建安十一年（206年）。梁習對幷州的豪右和強壯男丁採取了不同的態度，對豪右是以禮相待，以官相誘；對強丁，則編為精勇部隊，以令其為曹魏政權效力。等他們走後，剩下的家屬便只有聽任官府調動了。於是梁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