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女，海寧鹽官鎮人。法國克萊蒙大學文學博士。魯迅先生在1925年9月9日的日記中寫道：“晴，上午往北大取去年十月份薪水……下午素園、叢蕪、霽野、靜農來。峰旗良充來。季市來。小峰、學昭、伏園、春臺來，並贈《山野掇拾》一本。夜長虹來。夜半大雷雨。”其中提到的“學昭”就是《北海浴日》的作者陳學昭，該文在1925年10月發表在孫伏園任主筆的《京報》副刊上。魯迅很賞識陳學昭的才氣，他的日記中，就有二十多處提起過這個“學昭姑娘”或者“學昭小姐”。　1935年6月26日，魯迅日記記載：“曇，風。午陳學昭、何公竟招午餐於麥瑞飯店，與廣平攜海嬰同往，座*十一人……”可見他們密切投緣的關係。陳學昭在《北海浴日》中寫到：“在塔上盡情的俯仰：只有在北方被高偉的白塔礙我的視線，我周圍的審視，全城的房屋都隱遮在樹叢中，四圍的城樓都浮在晨氣中，多少的高爽清明的天空呀。”後來，她去了解放區，最終成為了深受魯迅影響的著名左翼作家。寫過一篇《北海浴日》的散文，文章裡說她是從頭天晚上就做了精心準備，第二天起了個大早，等走到北海公園的大門時，賣票的還沒來，站崗的警察對她說：“進去得了！”於是，她就這樣進去了，進去後慢慢走又快快跑，她期待到白塔底下看日出。她登上了北海的最高點，太陽在她的凝視下，終於從東方的地平線下噴薄而出了。她非常興奮，把這一過程仔細地報告給她的讀者。我們今天閱讀這篇文章，總多少有些困惑：北海又有多高？在北京城裡看日出又有什麼價值？在今天這一代青年的心目中，坐飛機飛萬里，或者攀登珠峰才算一回事！但仔細替當時的北京青年著想：掙脫帝制不過幾年，但北京城依舊是一個很大的枷鎖，捆綁著每一個市民的眼睛與心。因此，女學子做出這一番嘗試時，就仍然免不掉內心的激動。您可以設想：她是在一個空無一人的街面上，獨自行走了那麼遠，透過北海空洞的正門，獨自進入那寂靜的園林——她應當有興奮，但也同樣應該有膽怯……

最後說景山。最初，它被確認是北京大學的校園，因為當時北大校址在紅樓，離這裡不遠。但公開開放後，最著名的景點反倒是東邊的“明莊烈帝殉國處”。一棵古老卻不大的彎彎的樹，讓人想象著明末代皇帝上吊前的情景。崇禎皇帝本來是因為李自成打進北京而自盡，但偏偏多了個吳三桂的投降清廷與請清兵，人們就習慣把這筆賬記在吳三桂的頭上，反而同情起崇禎來。在抗日戰爭中，遠在上海的周信芳，還上演了一出新編京劇《明末遺恨》，講的就是這段事情。

總括起來講幾句關於休憩的聯想。為什麼那時北京的這幾處公園如此*？恐怕與時代的大背景相關。人們在帝制的壓迫下，時間過久了，一旦帝制沒有了，人們的感情還需要找一個釋放的孔道。再，那時市民沒有如同今天這樣開放的視野，不能想做什麼就做什麼，所以大家集聚在北京城中，能夠抒發感情的管道，也似乎就那麼一些。其中的“性情中人”，這麼做也就這麼寫了，於是才給我們留下今天這些感情的痕跡。仔細想想，它們都是上一個時代的遺存，是非常難得的。

當然，這公園的事也是有回潮的。“*”時期，由於江青的作用，北京北海公園就關閉了很久。老百姓再不能進入，她江青倒是想來就來。後來，老帥這邊實在看不過了，心想憑什麼只有你能來，難道我們就不能進去？這麼想過，許多老幹部只要想去北海，就在驅車出發的前一刻，讓秘書給公園管理處打電話，說某老帥想進來看看，十分鐘之後車子進西門。這邊當然不敢阻攔，就馬上通知西門準備放行。我作為普通市民，就曾看到這樣的情景：某老帥的車子臨近西門，車速逐漸減緩，而北海西門的大門就“呀”的一聲慢慢開啟。等車子進去，大門再“呀”地緩緩關閉。

時間又推移到今天，我退休後搬家到北四環外，進城少了，可直接去西北的皇家園林的時候就多了。我們都買了一張公園年票，五塊一張，其實去一次頤和園就超值了。進門不要錢，來回公共汽車又打四折——您說，天底下還有這樣的好事麼？儘管如此，仍然還有美中不足。我是經常去頤和園中的諧趣園的。那裡的一處亭臺之前，每天下午三點，總有一位健康的老者準時前來——一來就在亭臺之前面南背北，隨即大聲練習“啊，啊，啊——”“咿，咿，咿——”聲音洪亮，但就是非常、非常地不入耳。只要他閣下一到，其他遊客均立刻作鳥獸散。如今，老人集體進入公園已成為一道文化新景觀，但干擾眾多老人養生的現象也層出不窮。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我忽然想起了阿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