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建築了範圍更大的元大都，水源則也改變，從西北方向上引入白浮泉、甕山泊的豐富水源。但天公並不作美，地勢上也為引入設定了巨大困難。水流從來就由高向低的，要想讓北京西北郊的水源經過一個馬鞍形的谷地進入北京，猛然一看，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但著名的科學家郭守敬成功地解決了這個難題。他採取如同今天三峽那樣的船閘的辦法，讓水一段段地被逼高，等最後達到了足夠的高度，再橫向流淌到另一個可供正常流淌的高地。當時並沒有足夠的科學理論，但郭守敬卻透過實踐做到了。他應該是今天工程院中那類特別能實踐的高人。還有，特別應該琢磨的是，這位郭守敬除了是水利專家之外，他同時還是天文學家。我在長江流域的一個城市中，看到了郭守敬在天文方面的創造。他在平地上建造了一道傾斜的牆壁，呈45度角向著天空，這斜面總有一百米吧。在斜面的盡頭設定了一個儀器，在斜面的起點也有一個儀器。測算天文的人，就站在起點向著終端望去，望向那遙遠的太空。而望的時間是有限定的：需要在特定的某年某月某日的某時某分，從這個角度才能望到他所需要看到的東西。我久久無言，這真讓人歎為觀止！他郭守敬能成就其水利一項就已經很可觀了，還怎麼能夠成為如此的多面手呢？難怪今天在北京什剎海的北岸專門為郭修建了一個紀念館，這實在是很應該的。

元代最初的大都是正方形的，等到明代的嘉靖皇帝時，由於時時感到北部少數民族的侵擾，就決定在北京的四面再修一道外城，如同“回”字的形狀。嘉靖年間，著名諫臣海瑞執意上言《治安疏》，列陳嘉靖“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濫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法紀弛矣”的誤用之舉，由此引得龍顏盛怒，海瑞被打進了大獄，差點兒丟了性命。文中提到的“修真”，就是興建道觀的意思。嘉靖二十一年（1542），在今天的景山西街，竣工了著名的道教神殿——大高玄殿。此殿新中國成立初尚存，1956年因道路施工被拆除。2004年，在原大高玄殿門前的筒子河北岸，重建了南牌樓，並將牌樓上那塊“乾元資始”的石匾重新掛起——這塊石匾曾流落至月壇公園，成為了樹林中一個石桌的桌面（照片）——多少保留下些嘉靖年間“一意修真”後的“罪證”。這完全是客觀形勢逼出來的，但問題也出在從哪個方向上“起筆”。既然北方吃緊，自然應該從北邊“起筆”。但這個常識問題，卻讓皇帝大傷腦筋。他最後決定從北京的南部修起，結果只修了小半個城郭，國庫就空虛了。試問那些修城的錢哪裡去了？被皇帝挪用去修道觀了。大臣們對此均不敢言。原來正方形都城遵循著“前朝後市”的格局，現在由於城市變成“凸”字形，這個格局也就被打破了。老百姓把市場開闢在外城的中部（前門以南），這裡成為整個都城最活躍的地區。這在客觀上鼓勵了商業的發展，而不再像唐王朝時的兩個商業區（東市與西市）那樣，必須躲藏在皇宮的背後，每天按照一定的時間才能開放。從這一點說，嘉靖這個皇帝在昏庸中卻給歷史辦了一件最大的好事。

還有一點，也是今天不敢想象的：最早的北京城內有不少的水面，最突出的就是三海（北、中、南）相連。但這些水面都被包圍在皇宮範圍之內，唯獨餘下來一片頗具野趣的什剎海，則成為屬於老百姓的人文綠水。再，在街道名稱上，我們也時常看到有“水”的痕跡，叫“三里河”的街道北京有三四條之多。紅樓時期的北京大學教授劉半農非常熱愛北大門前的那條被稱做“北河沿”的河，他和學校的同學都親切稱之為“北大河”，但同時又搞不懂北京起地名的依據，他曾表達出這樣的惶惑：“我不知道這條河叫什麼名字。就河沿說，三院面前叫北河沿，對岸卻叫做東河沿。東與北相對，不知是何種邏輯。到一過東安門橋，就不分此岸彼岸，一律叫南河沿；剩下的一個西河沿，卻丟在遠遠的前門外。這又不知是何種邏輯。”這話他說了有七八十年了，我也沒看到研究北京街道的專家給予答覆。

城牆是能夠帶出“文化”來的。從最小的地方說，在我的幼年，就看見街頭小孩子在雨後泥水中玩耍，就水和泥，但最後堆出了城牆與城樓！這一點，任何外地的孩子都是玩不出來的。等我稍稍長大，北京有一種最小的小販到處販賣一種酸棗面，跟黃土似的，吃一口吐半口，牙磣！但留在嘴裡的餘香夠回味老半天的。它之所以能夠流行，跟它價錢的便宜大有關係，三五分錢能買磚頭大的一塊。我們這個歲數的爺們，大多都記得這東西。現在城牆沒了，有時到西山去玩，能夠在那裡看到野生的酸棗，還能想起從前有城牆時的種種，這也能叫做“故國之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