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但也無奈。你大概不知道我與你父母如何認識的吧？我最初一直是《大公報》的讀者兼作者，有了稿子就寄給你父母。當時我在北平，你父母在重慶，遠隔萬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夠見面。終於抗日戰爭勝利了，你父母來到北平繼續辦報，而我忙於去英國留學，雙方最後約定一起去西郊的盧溝橋相聚——既是初次見面，也是臨別分手。因為你父母當初離開北平時，是在盧溝橋這裡出的事，而如今勝利了，大家重新再來這裡聚會。你說，我們這些人心裡裝的就是這樣的情懷，大家都愛自己的國家，如今全國勝利了，你父母也成為黨和國家的高階幹部，怎麼能反黨反社會主義呢？”這件事，侯老就對我講過一次。我後來再去他那裡時，主要就是請教關於北京歷史文化上的事情了。他一直對我很關心，每次去都耐心與我談話，回答我各式各樣的提問。他還站在牆壁上清乾隆時期的北京大地圖前，用手杖在上邊指指說說。我及時拍下了照片。這照片對我的價值很大，它一直鼓勵我沿著京城文化這個課題不斷前進。我有許多這樣的照片或文人前輩賜予我的墨寶，多數是我父母的文壇朋友送的，如趙樸初、艾青、沈從文、吳祖光、汪曾祺等人的，也有我自己在梨園認識的，如前輩俞振飛、張君秋、袁世海等人的，還有我母親從梅蘭芳處拿回的照片，從程硯秋家拿回的歐洲小玩具等。這些東西，都構成了我對京城文化熱愛的起因，每件東西往往都能引出一段小而又深的故國之思。今後有機會時，不妨再寫一本這樣玩兒著的書出來，相信讀者或許會更有興趣。

總之，不懂得故國，就不懂得今天的來之不易。把今天的一切看得太容易太簡單了，就寫不出有厚度並能歷時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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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鋒一轉說花鳥（1）

引錄文字業已結束，從現在起，我開始自己的敘述。我談北京，自然會說到它各種的重要的專案，但在這開篇之際，卻要話鋒一轉，先要說業已消失了的一花一鳥，說一說兩件被消滅了的北京風物：中山公園裡的牡丹，隔壁太廟中的灰鶴。它們確實不大，但都曾是飽含文化意味的活物兒，因此就格外讓人緬懷不已。應該承認，這兩件活物兒，也就是北京這個“故國”時期活的象徵。

有些奇怪麼？上一節引錄的那許多前輩，有許多還應該是我父母的前輩，他們回憶北京的文字，他們抒寫對北京的感情，大多直接與國計民生緊緊掛鉤，有很強烈的時代精神。可作為一名小小後輩的我，為什麼話鋒一轉，就要談什麼一花一鳥了呢？我是否也太無聊太軟弱了呢？

容我申辯。第一，我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我從小就沒聽見過槍炮聲。第二，這篇要談及的一花一鳥，確實又是老北京極其重要的兩樁風物。它們本來很和平地留存、衍生於北京，是近代各式各樣的炮火槍聲干擾並驅趕了它們，讓它們無法繼續生存。從這個意義上，故國無端的炮火是有罪的，而這些活的風物是無辜的。我，作為眾多後輩青年中的一個，陰錯陽差地趕上了它們的餘脈，就趕上那麼一點點，但也就是這樣的一點點，就讓我終生難忘了。這次寫書寫到了這裡，終於有機會讓我一吐為快了。

先說牡丹。說一說生長於中山公園裡的牡丹。中山公園，原址為明清故宮的社稷壇，位於天安門與端門之右，乃明、清兩代帝王祭祀社（土神）和稷（穀神）的處所。民國初年，北京政府“闢新華門為敷政布令之地”，禁地既除，“遂不得不亟營公園為都人士休息之所”。（引文為朱啟鈐著《中央公園記》）1913年，時任交通總長的朱啟鈐視察社稷壇，看到歷經世變後壇內已是“古柏參天，廢置既逾期年，遍地榛莽”，“以如此名地廢棄可惜”，欲闢為公園。第二年，朱啟鈐改任內務總長兼京都市政公所督辦，“闢壇為公園之議”遂得到落實。1914年秋，段祺瑞、朱啟鈐等六十餘人發起籌辦公園的募捐，不及半年得募款四萬餘元，其中個人捐款以徐世昌、張勳、黎元洪和朱啟鈐為最多，每人捐款在一千至一千五百元間。董事會由此產生（凡北京市民每年捐款五十元即為董事），朱啟鈐被推為董事長。董事會負責為公園的經營擬訂了《公園開放章程》，並以公園“地當九衢之中”，命名為“中央公園”。1914年9月，公園對公眾試開放。10月10日國慶紀念日，公園正式開放，“是為北平公園之始”。（此說據陳宗蕃《燕都叢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版）1928年7月，“中央公園”奉北平市政府令改稱“中山公園”，1937年10月因日據原因又恢復“中央公園”原名，抗戰結束後復改稱“中山公園”，其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