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的機構，沒有實權，不直接參與國家政務，也不常設。

執掌國家政務實權的是五省，即內侍省、秘書省、門下省、內史省和尚書省。內侍省是宮廷的宦官機構，管理宮中事務。秘書省掌管書籍曆法，事務較少。以上二省在國家政務中不起重要作用，起作用的是其他三省，這就是後來被唐朝繼承的三省制。三省的設定，能互相牽制，避免了丞相一人專權的局面，把權力集於皇帝，加強了中央集權制。

地方行政機構方面，則由過去的州、郡、縣三級制改為州、縣二級制，廢郡。同時，將一些郡縣合併。簡化了地方行政組織，官吏的任用權一概由吏部掌握，禁止地方官就地錄用僚佐。改變了“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的局面。不僅節省國家開支，還提高了行政效率，有利於中央集權的統治。

隋文帝建立的這一整套規模龐大、組織完備的官僚機構，開創了中國封建社會政治體制的新階段，表明封建制度已發展到成熟階段。自隋定製，一直沿襲到清朝。

日本的大化改新，參考的也基本上是這些內容，如八省制即是把五省和其他的機構融合而成的。時至今日，日本還是保持隋唐遺風最多的國家。

自從秦朝制定了殘酷而又苛刻的刑律之後，漢承秦律，直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都是一脈相承。楊堅親自參與、制訂、頒佈了《開皇律》12篇，500　條。刪除了魏晉南北朝以來一些殘酷的刑罰，其中規定，民眾有冤屈可以逐級上訴，直至訴至朝廷。對犯人處置採取審慎態度，而不是草菅人命，有效地防止了冤案的發生。這是以前各代所沒有的。《開皇律》將原來的梟首、車裂等殘酷刑法予以廢除。又廢除孥戮、連坐之法。隋律寬簡，定刑名僅為死、流、徒、杖、笞五種，形成了封建五刑制。文帝對法律的改革，使法律減少了殘酷和野蠻性，在中國法制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流傳至今最完整的《唐律疏議》，其實就是從楊堅的隋律中繼承過來的。只不過將順序顛倒過來，從輕到重，內容基本上沒有改變。

而對歷史上行之有效的制度，如北魏以來實行的均田制，隋朝則予以肯定和繼承：成年男子即丁男可以分到露田80畝，永業田20畝。成年女子分露田40畝。露田死後歸還政府，永業田可以傳給子孫。奴婢和一般人的佔田數相等。此外，官員從一品到九品，可以分到一到五頃數量不等的職分田，以此作為俸祿，等以後不做官了上交國家。各地的行政機關也有一些土地，收入作為辦公的費用支出，叫做公廨田。隋代大業七年前出現的倉庫充實、府庫山積之繁榮景象，就是推行均田令的成果。

在賦役上，分租、調、力役。在隋朝，對年齡有明確的規定：3歲以下的男孩和女孩都叫做黃，4歲到10歲的叫做小，11歲到17歲叫中，18歲到60歲叫丁，60歲以上叫老。國家的賦役物件是丁。一夫一婦每年納粟三石，叫作“租”；種桑養蠶地區每年交絹帛一匹，相當於4丈，以及綿3兩；種麻織布地區每年交布一端，相當於5丈，麻3斤，叫作“調”。成年男子每年服役一個月，叫作“力役”。開皇三年（583年），成年的年齡從18歲提高到21歲，服役時間從一個月減為20天，調絹從一匹減為二丈。到開皇十年，規定成年男子的力役，從50歲以後可以交納布帛代替，稱為“庸”。租調力役的推行，減輕了農民的負擔，促進了農業發展。租庸調製被唐朝所沿襲。

與此同時，楊堅還開創了中國的科舉制度。透過科舉考試，按成績優劣來選拔任用人才。這標誌著科舉制度的產生。隋朝的科舉包括秀才、明經、進士等十科，各科考試的內容不同，選拔官吏的型別也不同。如進士科，以考詩賦為主，選擇“文才秀美”的人才出來做官。眾所周知，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以門第為標準進行選官的，只有高門大族才有做官的資格。楊堅創立的科舉取士制度，無疑是開天闢地的壯舉。開了貧民士子入世為官之先河。這種重才學而不重門第的選拔官員的標準，削弱了門閥大族世襲的特權，從而擴大了封建地主階級政權的統治基礎。科舉制度，對後代影響至巨。

與秦始皇一樣，隋文帝重新統一了度量衡和貨幣。

廢除其他比較混亂的古幣以及私人鑄造的錢幣，改鑄五銖錢。《隋書·食貨志》稱：“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佈，百姓便之。”度量衡的統一對全國經濟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清代顧炎武在《日知錄》中曾說：“三代以來，權量之制，自隋文帝一變。”唐承隋制，基本以此為準，唐以後雖稍有變動，但基本仍保持隋制。

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