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即史書所言，司馬睿並非皇族血脈，而是琅琊王府小吏牛金的兒子。只是因為有“牛繼馬後”的傳言，導致了戰將牛金被冤殺。後人遂戲謔地稱司馬睿為牛睿，比如明朝思想家李贄，就直稱東晉為“南朝晉牛氏”，而不稱司馬氏。

司馬睿15歲時，襲封琅琊（今山東臨沂縣北）王。八王之亂時依附東海王司馬越。因他的封國與司馬越的封國相鄰，兩人多有來往，結成盟友。司馬睿藉助司馬越的勢力，先被朝廷提拔為員外散騎常侍，後拜為左將軍。當時琅琊郡的世族豪門王導，正在司馬越王府做參軍，“雅相器重，契同友執”，互相欣賞，遂成至交，這也為此後兩人重造晉室奠定了友誼的基礎。

八王之亂後期，司馬睿跟隨司馬越北討成都王司馬穎，在蕩陰之戰中大敗，司馬越逃回東海封國。司馬睿和皇帝百官均被俘，在大混亂中，司馬睿乘曉霧逃出鄴城，他南渡黃河，在渡口過河時，河吏正在大捕皇室子弟，懷疑司馬睿的身份，不准他過河。隨行的謀士宋典見了，急中生智，故意用馬鞭敲著他的後背，笑著說：“你這個看房子的，朝廷不準貴人通行，你怎麼也被攔住？莫非你穿得太好了？”河吏聽後，就以為他真是一名舍長，就予以放行。司馬睿跑到洛陽，接到他母親夏侯氏後，就慌慌張張地逃回封國去了。

307年，司馬越再度舉兵，最後打敗二王，從長安迎回晉惠帝后，獨掌了朝政。司馬睿受到重用，被任命為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鎮守下邳（今江蘇睢寧西北）。司馬睿藉機請求把王導留在自己身邊，司馬越答應了，王導被司馬睿任用為平東司馬，成了他須臾不離的高參。

但是，很快匈奴劉淵建立劉漢政權，兩次大舉圍攻洛陽，晉朝處在風雨飄搖之中。王導遂向司馬睿獻計，說徐州為四戰之地，無險可守，不如避開戰亂向江東發展。司馬睿用王導之謀，上書司馬越，請求移鎮建鄴。而掌握西晉實權的司馬越看到北方局勢惡化，也有在江南留下退路的計劃，遂在313年，任命司馬睿為鎮東大將軍，都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渡江進駐建鄴，成為江南地區的最高統治者。

司馬睿移鎮江東，避開了北方的戰亂，保有了江南半壁江山的安定局面，便積極培植個人勢力，招收北來士人。自為一家，漸成氣候。而當時的北方則是“羌胡相攻，無月不戰”，北方人民在匈奴和羯族軍隊的殘酷屠殺中，紛紛扶老攜幼，向南遷徙。

有一首當時的民謠是這樣形容江南的富庶安定的：

永嘉世，天下災。但江南，皆康平。

永嘉世，九州空。餘吳土，盛且豐。

永嘉世，九州荒。餘廣州，平且康。

這說明永嘉之亂以後，與“白骨塗地”的北方相比，南方社會是多麼的穩定，正是奠定王業的基礎。

因此，當後來晉愍帝提拔他為左丞相，要他到京城去輔政，他藉口南方初定，堅辭不去。富庶的南方是他不忍丟棄的最主要的原因了！

司馬睿南渡時，北方的許多士族、大地主也攜眷南逃。而他們的宗族、部曲、賓客以及同鄉同裡之人，也跟著這些大戶南遷。一戶南遷大族光隨從動輒就有千餘家，人口數萬或數十萬不等。這次移民高潮形成了三大支流。其一為“秦雍流人”（陝西甘肅以及山西一部分），到達的地點是洞庭湖流域；其二為“司豫流人”（河南以及河北的一部分），到達的地點是鄱陽湖流域；其三為“青徐流人”（山東以及江蘇安徽一部分），到達的目的地是太湖流域。《晉書·王導傳》記載：“洛陽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可見規模之盛，史稱“衣冠南渡”，這是中原漢族歷史上的第一次大遷徙，前後持續了150年之久。移民帶來了深厚的中原文化和先進的生產技術，對江南的開發和民族的大融合，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影響深遠。

弱主開國

司馬睿雖是司馬懿的後人，但在帝室中處於“疏屬”地位。其祖父司馬伷為司馬懿小妾所生，為庶出之子。父司馬覲也不曾建樹功業，早已淪為皇室遠支。到他這裡，已是第四代了，皇家的血脈越來越稀釋了。在西晉皇族中，地位和名望都不顯要。逃避退讓，謙恭處世。按說，是當不了皇帝的，可歷史無規律可循。歷史就給了司馬睿這個機會，而且當的還是東晉的開國皇帝。何也？答案是：八王之亂給他提供了契機。

因為能夠有資格繼承皇位的司馬諸王多已死去。他也因為勢單力薄，沒有過深陷入內亂，反而被派到江南去鎮守，成了有實力的一方藩王。一批北方計程車族官員，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