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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3部分

內,我肯定不能離開大行轅。”寶鼎沉思良久後說道,“你代我跑一趟河西,面見大月氏王,據實相告。未來五年,我會竭盡所能給他以幫助,讓他拖住匈奴人,消耗匈奴人。五年後,我出塞攻擊,給匈奴人以重創,徹底解決匈奴之禍。”

公孫賢遲疑了片刻,問道,“如果大月氏王一定要見你,一定要親耳聽到你的承諾呢?”

“今冬明初,我或許有時間趕赴隴西。”寶鼎猶豫了很久,還是給了一個含糊不清的答覆。

第453章 關東士人的憤怒

初秋,太子扶蘇回京,東巡結束。

太子扶蘇在廷議上向始皇帝和中樞大臣們詳細稟奏了東巡經過,述說了關東局勢以及關東士人對大秦國策所提出來的變革意見,具體闡述了“仁政”理念和學術上“百家爭鳴”的諸多關係到中土文化統一和由此延伸出來的相關利益等一攬子建議。

“仁政”的本質是“法治”和“禮治”的衝突,是“以法治國”和“以禮治國”這兩種治國理念的衝突,表面上它牽涉到大秦“嚴刑峻法”這一基本國策的變革,但實際上它直接關係到了社會各階層對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最終還要歸結到“集權”和“分封”這一本源矛盾上。

諸子百家要“百花齊放”,但中土文化又必須統一,而百家爭鳴的學術發展策略顯然與中土文化統一是相矛盾的,所以這一學術發展策略實質上是中土兩種治國理念的激烈衝突的延伸。

“禮”、“法”之間的融合是表像,代表這兩種政治理念和政治利益的貴族集團肯定要有一番殊死搏鬥,互相妥協互相融合的條件目前並不具備。關東士人提出來的這一學術發展策略的目的實際上是想借助“文化統一“這杆“大旗”來包圍和吞噬法家的學術思想。

始皇帝保持沉默。

中樞大臣們也保持沉默。

接下來政局如何變化,國策如何變革,誰也看不清。

太子在東巡過程中親眼目睹到關東局勢所面臨的危機,親耳聆聽到關東人對這一危機的分析和建議,所以他的治國策略發生某些改變也是理所當然的事,但這些改變無一不觸及到了帝國國策的根本,由此導致始皇帝和太子之間必然會發生矛盾和衝突,而矛盾和衝突會導致政局動盪,這對帝國的穩定和發展非常不利。

淳于越、伏生、叔孫通等關東博士卻不甘沉默,他們聯合上奏,旗幟鮮明地支援太子的奏議,懇請始皇帝和中樞加快變革的步伐,以便推動中土的穩定和發展。

始皇帝不能再保持沉默了。

始皇帝下詔,印製《韓非子》,把大秦的“法治”、“大一統”和“中央集權”的政治理念傳播於天下。

左丞相李斯主持此事,奉常、少府協助。

按照始皇帝的要求,《韓非子》一書要普及到所有的郡縣鄉亭,凡大小學府一律研習《韓非子》,凡中土士子入仕必須精通法家學術,以《韓非子》做為最基本的考核內容。

這是一項史無前例的浩大工程,集政治理念、學術思想、文化統一、文字統一、新技術等等於一身,對帝國的未來將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因為造紙和活字印刷技術的不成熟,趙高和大秦的能工巧匠們雖然使出了渾身解數,但第一批印製出來的書籍還是遠遠達不到傳播的要求,不過做為一種新生事務,它還是在咸陽引起了轟動。文武百官們對這種完全顛覆了他們認知的制書方式充滿了好奇,興趣非常濃厚,反而有意無意地忽略了《韓非子》這部書本身所蘊涵的重大意義。

始皇帝當然不會僅僅滿足於《韓非子》在京城的傳播,所以他在徵詢了李斯、趙高等大臣的意見後,斷然決定放棄印刷紙製書籍,轉而把已經印刷出來的《韓非子》送達天下郡國,由這些郡國組織人力日夜刻制竹簡,然後送達所屬諸縣,再由諸縣刻制竹簡送達鄉亭。

與此同時,始皇帝下詔,向天下郡縣派出御史,全程監督,凡在規定期限內未能完成任務者,就地革職,如有故意拖延或抗令者,嚴懲不貸。

始皇帝的態度非常明確,堅持“法治”,堅持“大一統”基礎上的“中央集權”。

始皇帝下詔推廣的不過是一本代表法家學術思想的著作而已,但它的影響力太大了。

法家學術做為官學得到了天下士人的承認,但它現在竟然成了天下士人入仕的基本條件,那就等於嚴重打擊了私學,打擊了除法家學術之外的其他諸子學術,斷絕了研習其他諸子學術計程車人主要是關東地區士人的“飯碗”,更嚴重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