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王，還是傾向於地方和國民。這個“民”不僅僅指貴族，指富豪，還包括普通國人，甚至包括閭左貧賤。

今日咸陽政治格局中的“保守派”和武烈侯公子寶鼎最早透過利益結盟而形成的利益集團完全是兩回事。

隨著天下形勢和政治格局的急劇變化，當初的利益集團迅速崩裂，到今天，這個“利益聯盟”基本上已經名存實亡了。

今天咸陽的“保守派”勢力雖然有著共同的政治理念，但因為對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有著不同的追求，又分為不同的派系。

首先就是以武烈侯公子寶鼎為首的宗室派系。

宗室派系的首要目標就是維持老嬴家對王國的絕對統治，老嬴家要在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中佔據最大的一塊，具體到國策上就是堅持以中央集權為基礎的郡國制，宗室封國，郡縣和封國並列，既維護了中央集權，又確保了老嬴家對權力和財富的佔有。

其次就是以老秦軍功貴族為主的本土豪門貴族。

老秦貴族有軍功，但以軍功獲得的權力和財富有個致命缺陷，那就是軍功沒有傳承性。打個比方，王翦的功勳不可能傳承給子孫，那麼他的子孫只能靠“蔭澤”生存，靠王翦遺留下來的權力和財富生活。權力和財富是有限的，假如王翦的子孫不能獲得功勳，或者不能透過其他手段獲得權力和財富，那麼可以預見，最多兩三代之後，頻陽王氏就沒落了。

文化和學術是可以傳承的，以文化和學術做為傳承的諸子百家，比如法家、縱橫家，比如西河、鬼谷學派，比如稷下學宮的學子們，他們一代代都是中土諸侯國的統治精英，像齊國的淳于氏、伏氏就是以文化傳承的精英貴族。這樣的貴族無論是出身豪門還是寒門，在中土統一之後，可以預見，會代代延續，最終主宰王國。

老秦本土豪門貴族中，以軍功和文化同時傳承下來的很少，郿城“孟西白”和夏陽司馬氏算是其中翹楚了，但他們之所以傳承數百年，還是以軍功為主，他們的子弟大多還是先在軍中建功，然後轉到中央和地方任職。

商鞅變法，建“二十等軍功爵”和“以吏為師”的制度，正是以大秦的實際情況為基礎。商鞅變法之所以成功，就是以大秦之長彌補大秦之短。大秦的長處就是大秦武力強悍，大秦的短處就是缺乏文化學術導致賢才太少，統治能力不足。“二十等軍功爵”制度促使大秦的武力持續增加，而強大的武力和戰場上的不斷勝利，反過來又促使中土人才不斷入秦。這些人才出任大秦官吏，“以吏為師”制度隨即很快地促進了大秦的文化學術的發展，而“法治”教育更是因此深入到各級官吏之心，“務實”和“守法”成為大秦人的基本操守。強悍的軍隊和務實守法的官吏隊伍相輔相成，終於讓大秦在商鞅變法一百多年後擁有了統一中土的實力。

其他諸侯國之所以變法失敗，某種程度上正是因為中原文化學術的“發達”和由此造成的“人才濟濟”。人才太多了，文化學術派系太複雜了，這些統治精英們“鬥”得太厲害，結果政治傾扎太嚴重，戰爭太多，耗盡了諸侯國力，最終便宜了大秦。

大秦因為變法而強大，因為強大而統一，統一之後的中土就是和平世界，和平世界不打仗，不打仗就沒有軍功，沒有軍功就無法獲得權力和財富，那麼貴族們如何傳承？如何保證子孫代代都是貴族？

所以他們的目標就是分封功臣。如果分封功臣不行，最起碼要世卿世祿，如果世卿世祿也不行，中央和君王非要置他們於死地，那隻要魚死網破了。從這個目標出發，他們和嬴氏宗室有共同的利益，雖然彼此間肯定會有衝突，但合作始終是不二選擇。

還有一個派系就是以熊氏和隗氏外戚為主的非本土豪門貴族。

這些豪門貴族都是以血緣為傳承的大貴族。熊氏是中土大諸侯楚國的王族血緣，隗氏則是從遠古傳承下來的諸侯國後裔，都是真正意義上的豪門貴族。這些貴族依附於大秦嬴氏王族，與嬴氏通婚聯姻，身體裡都流淌著嬴氏的血液。雖然他們中的一部分也算是土生土長的大秦人，但過因為血緣關係，他們還是被劃分到了大秦國的楚人一系，以區別於在大秦本土傳承下來的豪門貴族。

這些貴族對權力和財富的追求等同於嬴氏宗室，他們也要在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中佔據最大的一塊。

熊氏外戚長期掌控大秦朝政，掌控大秦的權力和財富的再分配權，如今他們雖然遭到秦王政和中樞的打擊，處境極其艱難，但掌控朝政、主宰大秦，始終是他們的最高目標。這個目標和嬴氏宗室的利益有直接衝突，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