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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楊董事長家，您找誰？”

我聽出是管家的聲音，就問：“楊太太在家嗎？”

她說：“太太身體不好，正在休息，你有什麼事？”

我說沒事，就掛了電話，同時感到如釋重負。我想，會出什麼事？什麼事也沒有，她只是身體不好，所以要我去開會。甚至我想，她身體不好也許正是剛做了孩子的手術。這念頭使我感到內疚，好像我就是手術的醫生。我也感到遺憾，因為我正打算在晚上的會上替她說說情呢。說真的，我是做父親的人了，我太能體會到孩子對父母來說有多麼重要和珍貴。

晚上，天很晴朗，一盆銀製的月亮早早地掛在了天上，馬路上到處是房屋的不規則的陰影和像水一樣晃動的樹木的陰影。因為月光充盈，白色的救護車反倒失去它引人注目的特徵，隱蔽在一片白色之中，所以我沒能老遠就看見它過來，而是到了眼前，等它在我身邊戛然而止時，我才恍然明白，匆匆忙忙地上了車。車子尖叫著賓士在陰影斑駁的大街上，卻沒有慣常地駛向郊外，而是在巷巷弄弄裡穿來穿去。開始我以為還要接人，但車到水佐岡一帶時，代老A突然伸手朝一條窄衚衕指點了一下，說：

“雙井巷28號，已被盯梢，以後不能聯絡。”

到了明故宮，代老A又說“桂花街17號已叛變，以後不要與他接頭”，到光華門，代老A又說某某地方某某同志已被捕，以後不要再聯絡。就這樣指點了好幾處之後，車子才出城上了紫金山，在山路上拐來拐去地開了有半個鐘頭左右，終於停在一座別墅的門前。一個白鬍須老頭為我們開了門，帶我們去了一間像洗澡堂的平屋：裡面已有三個人在等我們，當中有理髮店的跛腳老頭，他見我跟不認識似的，我也沒有露出認識他的表情。另外兩人其中一位是女同志，三十來歲，臉很大，頭髮剪得短短的（更顯得臉大），穿著一套像少數民族的服裝。包括理髮店的跛足老頭，和剛才車子上有三位同志我以前見過外，大部分同志我都不認識，一下認識這麼多人，我有點害怕，但又很興奮，覺得我們竟有那麼多同志。我們剛坐下，白鬍須老頭就退出去了，也許是去警戒的。不知是激動還是緊張，我注意到老頭出門時露出了哆哆嗦嗦的目光。

會議一開始，代老A就神色嚴肅地告訴大家：最近我們已有兩人變節叛變（其中包括花園街17號的），組織遭到慘重破壞，先後有7名同志被逮捕，組織上要求同志們暫時“避避風頭”，“沒有組織命令一律不準私自開展工作”。

“但是，”代老A目光變得犀利，“兩個叛徒必須不惜代價除殺，冒最大險也要除殺！”看看大夥又說，“組織上決定這項任務交給‘望遠鏡’完成，必須儘快。”

“他們現在在哪兒？”坐在我正對面的一個敦實的中年人問。我想他可能就是“望遠鏡”。

“就在這兒，在毛人鳳手上，”代老A說，“但據說就要離開南京，不知去哪裡，也許是重慶。”

“毛那邊不是有我們的人嗎？”中年人好像有些異議，“讓他們幹不是更方便？”

代老A剜他一眼，責問道：“聽你還是聽組織上的？！”

中年人垂下頭，不吭聲了。

這時，坐在女同志和理髮老頭中間的那位戴眼鏡的同志，就是原先在屋裡等我們的三人中的一人，插嘴說：

“他們被捕了。”沉默一會兒又說，“剛被捕的。”

這人是誰？他怎麼說我們被捕了？我想，難道是你母親被捕了？這意味著下午我打電話時管家是在被迫騙我，同時也意味著我的聲音已被錄音！一下子我變得坐立不安，手腳居然控制不住地哆嗦起來。為穩定一下情緒，我掏出煙來。正當我把煙剛點燃，院子裡突然傳來一聲呼叫，我們並沒有聽清楚呼叫的是什麼，因為呼叫的人似乎剛出聲喉管就被割斷了。但這足以引起我們警覺，再說接下來的一陣子被壓低的沓沓沓響聲——像有一大群鳥在撲飛，更加提醒我們：出事了！

這時，剛插嘴說我們“已被捕”的那位“眼鏡”同志率先飛身撲到門口，扯滅了電燈，同時大喊一聲：

“快跑——！”

但此時沓沓聲像粘在屋牆上，要跑無疑已來不及。事實上我們一扯滅燈，外面就向我們喊話了。無法逃跑的我們只好都分散在屋子四周，像壁虎一樣貼牆而立，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