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他臉上始終掛著殷勤而空洞的笑容，對我小心翼翼的，我想抽菸，他馬上衝上來給我點菸，還主動給我泡茶什麼的。我想，他這樣也許更合適去從事與人周旋的工作，而不是去幹在沉默中沉默的破譯工作。破譯密碼是跟死人打交道，不要你察言觀色，不要你小心翼翼，而是要你想方設法去聽到死人的心跳聲。

是的，破譯密碼是聽死人的心跳聲！

死人怎麼會有心跳？這是個悖論，而破譯密碼的事情本身就是個堅硬而巨大的悖論。為什麼說破譯工作是世上最殘酷又荒唐的職業？就因為在正常情況下，所有密碼在它有限的保險期內是不可能被破譯的，破譯不了是正常的，破譯了才是不正常的。天機不可破，但你的職業卻是要去破，你的命運由此而變得殘酷又荒唐。這就意味著，我們的破譯員必須要具備絕對沉著——在絕對殘酷又荒唐面前絕對沉著——的良好的心理素質，如果面對一個人刻意裝出來的傲慢，你就亂了方寸，忘記了自己身份，低三下四去取悅他，迎合他，這類人的內心可想有多麼懦弱，怎麼可能讓我看到光明的未來？要知道，我們求索的那束光明原本就像遊絲一樣纖細，而且還在風馳電閃中，也許我們只有像一個死人一樣沉著，處亂不驚，處驚不變，這樣日復一日，夜復一夜地，才可能有幸“不期而遇”。

當然，密碼技術作為一門數學科學，尖銳而深邃的數學能力，跟良好的心理素質是一樣必要又重要的，兩者猶如一對飛翔的翅膀，缺一不可。從某種意義上說，我不敢肯定自己對他們數學能力高低、優劣的判斷標準是絕對合情合理的，或許存在著某些偏狹和蠻橫，但我敢肯定對他們心理素質上的直覺，自己是不會錯的。說真的，這次選人情況比我想像的要差得多，他們的表現太讓我失望，我真擔心帶不回一個我需要的人。不過，矮子裡選高個，既然來了，我總是要帶一個回去的。就這樣，第二天下午的晚些時候，我給王所長送去了12名面試者中的3個人名，要求調他們的檔案看。無疑，我要的人就在這三人當中。

所長看我的工作已近尾聲，晚上專門到招待所請我吃飯，有點要給我餞行的意思。席間，我一邊跟所長聊著天，一邊注意到，在我們斜對面的餐桌上，有個女人老是在看我，目光大膽又熱烈，有點風騷女子的味道。她的年紀也許有三十來歲，也許還要大一點，嘴唇塗得紅紅的，穿著一件黑白細條紋的連衣裙，頭髮用一塊白手絹紮起，很洋派的樣子，有點電影上女特務的時髦和妖豔。有一會兒，我覺得她好像衝我曖昧地笑了一下，我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寧願相信這是幻覺。但即使是幻覺，我也感覺到一種像被火燙著的害怕，嚇得我不敢再側目去看她。

事情從此變得有些荒唐起來。

吃完飯，我送走所長，回來時，見女子正立在我房間門口，見了我，還是剛才夢幻似的一個甜甜的笑容。我心裡有些虛實不定的無措，為掩飾這種無措，我帶點兒指責的口氣對她說：

“你在這幹什麼？”

她說：“找你啊。”她的聲音和笑容一樣甜美。我問：“找我幹什麼？”

她說：“你不是在招人嘛，我也想來試試看。”我問：“你是幹什麼的？”

她把頭天真地一歪：“你猜呢？”

我很粗暴地頂回去：“我不想猜。”

她略顯尷尬，但很快又露出笑顏，說：“看你這麼兇巴巴的，好像我是國民黨的殘餘分子似的。”哈哈一笑，又說：“我不是國民黨的女特務，我是愛國知識分子，從美國回來報效祖國的教授，周總理還接見過我呢！”

我聽著，雲裡霧裡的，一時愣在那兒。

她敲敲我房門，落落大方地要求我：“開門吧，請我進屋吧。”便開門進了屋。

說說這個女人的經歷很有意思。

她叫黃依依，正如她自己說的，是個愛國知識分子，歸國前曾在世界著名數學家馮·諾伊曼手下工作過，算得上是個小有名氣的數學家。而她與諾伊曼博士的緣分，得益於她打得一手舉世無雙的好算盤。

黃依依打算盤的絕活兒是祖傳的。在廣東英德縣大源鎮的黃家祠堂裡，至今還掛著慈禧太后的御書：兩廣第一算盤，說的就是她爺爺。老人家晚年曾追隨孫中山先生，當過一陣子臨時國民政府的收支總管，後人將此演繹成他是孫先生的賬房先生。黃依依從3歲就開始跟爺爺練習珠算，到15歲赴廣州讀中學時，算速之快已經與年邁的老祖父相差無幾。老祖父臨終前，將他一生視為寶貝的一個價值千金的象牙金珠算盤贈予她，引得黃家幾十個嫡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