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也必須要經過這種莊嚴的儀式來達成。

因為這次主講的孫鑨，不僅是瓊林七子之一，還是‘實心學’三大奠基人之一，這些年他闡發本門經義的著述廣為流傳，然而卻因為朝廷官員的身份，一直甚少參加講學。現在他被削職為民，反倒成了本門的福祉，故而其講學的訊息，雖然沒有在報紙上告白，但江浙一帶的門眾還是雲集而至，短短三天，就聚集了六七千人。

雖然崇正書院常年講學不斷，但也沒有空間容納這麼多人，耿定向只好在瓊林學派主辦的《新知報》上呼籲，請南京本地的門眾，將聽講的機會讓給外地的同門，這才勉強解決了問題。

等大家坐定，再東西相對兩揖。等當天結束前，擊磬三下，東西相對一揖，再向聖像和四賢行禮，肅穆退出會場。

在瓊林學派的學者中，孫鑨最反對虛談，不僅批評王學，對程朱理學亦抨擊甚厲。主張‘大抵不侈語精微，而篤實以為本。不虛談高遠，而踐履以為程。’故而今日所講的內容‘心性與事功之間是否相容’，也是緊扣自己的主旨。

之所以有這個講題，是因為他敏銳的發現，瓊林學派中的不少學者，都有些‘重實輕心’了。這固然是對心學和理學空談心性的修正，然而卻是矯枉過正了。

孫鑨提醒門眾，空談心性而忽略兵農工商等實用之學，固然會陷於空疏；但太突出實用性而缺少對心性的真切體認，亦會迷失人之為人的方向。因為心性之學本來就是探討人的本質及如何立身處世的問題，它涉及到人的生存價值和終極意義的思考，如果忘記了如何為人，只會成為物慾的奴隸，最終毀滅這個世界。所以要始終不懈的反觀內求，慎獨、戒懼，以確立內在的‘道德自我’，促進自我的完善。

當然，若只以心性之學為能事，僅僅執著於對心性的悟解而不屑於做其他實際的事務，那麼心性之學無疑將會變回一種‘無用之學’，所以，心性與事功之間應是‘合則兩美，離則兩傷’的。

孫鑨的講學微言大義，深入淺出，邏輯嚴密，聽者無不深以為然。待其講畢，便有門眾發問，先是就其論題提問。過了半個時辰，問題漸漸轉移到一些眾人關心的熱點問題。

有滁州琅琊書院的山長問道：“去歲先生在《新知報》上發表文章，說設立學校，不僅是為了養士，更不是為了科舉，而是‘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學生請問，日後我們的書院，該走什麼樣的道路？”

“此言是針對書院的未來而發。我們現在的書院，已經不僅是教書育人的學堂，更是講經論政的場所。國家之新風，由此發軔，民族之方向，以此為指向。因此我們的書院，要肩負起更大的責任，一方面要以天下為己任，教化四方，使朝廷之上，鄉閭之間，漸摩濡染，莫不有奮發向上之氣。”頓一下，他接著道：“從長遠看，則要形成強大的輿論力量來匡扶社稷。只有這樣，才能使盜賊奸邪，懾心於正氣霜雪之下，君安而國可保也！”

“多謝賜教。”那位山長坐下了，卻又有人站起來問道：“先生所言，似乎與夫山先生的《明夷待訪錄》如出一轍，您是不是也贊同他的那些驚世駭俗的觀點？”

《明夷待訪錄》問世不過數年，卻已經得了‘海內第一奇書’的名頭，其共有二十一篇，在開篇的《原君》中，便無情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罪惡，指出帝王是唯一的害民之賊。因為皇帝自視天下之主，便將萬邦五方，黎民兆億看做自己的私產，‘其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家業之花息也。所以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自得其是也，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這些大逆不道之言，在二百年間是沒有人敢說的，此書作者卻大聲疾呼：皇帝是天下之大害、是國民之‘敲剝者’。並理直氣壯地呼籲，現今應當是‘天下為主，君為客’！

在《原臣》一篇中，作者同時也提醒士大夫們，不要再做皇帝敲剝百姓的同謀幫兇，而應該是‘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因為‘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最後得出這樣的結論：士大夫的人如果‘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僕妾也；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

在《原法》一篇中，又對專制制度進行猛烈的批評，說它是公私不分，權利義務不平，沒有公法可言。因此反對‘一家之法’，主張‘天下之法’，‘有治法而後有治人’。主張非廢除秦漢以來的‘非法之法’不可；要求得天下太平，非廢除專制的君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