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金融資本，根本沒有產業資本說話的份兒。從這個角度講，他們要感謝萬曆皇帝，如果沒有那場毀滅性的金融風暴，九大家怎會銷聲匿跡，他們依然是端茶送水、伏地做小的命。

經濟上的徹骨寒冬，也客觀上需要各行各業抱團取暖。在這場金融危機之中，紳商們自然深受其害，但他們有工廠、有工人、有貨物，這些都是資本，只是暫時無法產生效益了而已。

更重要的是，壓在他們頭上的債務和股東權益也形同凍結了，這讓他們避免了被到期債務壓垮，且暫時擺脫金融資本的控制……種種原因導致商業協會的實力空前膨脹，這些人才有出來執牛耳的機會。

但紳商們有恆產、怕破壞，所以既迫切希望能消滅礦監稅使、度過經濟危機，又不希望發生大規模暴亂，更不希望會被歸為逆黨。要想說服這些自相矛盾、猶猶豫豫的傢伙，絕對不是件容易事。

直到長沙首義前夕，十嶽公王寅，以‘磋商對策、共度時艱’的理由，召集了十八行會的會首聚會。會議是在崇明島召開，內容絕對保密，人們只能看到，十八會首回來後，態度發生了鮮明的變化。

他們雖然不敢單刀直入的呼籲抗稅，呼籲起事，卻採取比較策略的辦法，鼓動上海市民反對礦監稅使的情緒。他們在名下的報紙上，大膽揭露各地礦監稅使的貪汙、暴虐、重重慘絕人寰的行徑；報道大明各地，尤其是東南等地的嚴重饑荒，指出許多城市已經樹皮草根剝掘殆盡，甚至發生易子相食的慘狀。究其原因，不是由於天災，而且由於人禍！

這些以商為業，正在經歷金融危機切膚之痛的讀書人，一旦下定決心，其政治觀點比那些純粹計程車大夫更激進，他們不斷的發表文章，呼籲保護私有財產，並建議仿效呂宋開設聽取民意之諮議會，建立理性之政體。對於時下由太監主導的橫徵暴斂，他們雖然深惡痛絕，卻也沒有一味的否定商稅，而是呼籲朝廷在遵循契約的基礎上設立《稅法》，釐定稅率，合理合法的收稅……在礦監稅使的橫徵暴斂之下，這已經是極大的退讓了。

然而這些含有著退讓求和意味的理性探討，依然會引起東廠的迫害和鎮壓。五月裡，東廠掀起一場大規模的查封行動，將所有宣傳‘反動言論’的報社查封，逮捕總編和編輯數百人。

但是普通民眾的支援，給了紳商們強大的信心，他們在各種集會上說：‘報紙被停刊，等於民眾的兩隻眼睛被挖，但我們還有嘴巴，我們還要呼籲，還要反抗！’事實亦然，合法的報紙沒有了，但各種不花錢的傳單卻滿天飛……而且不但版式與原先的報紙大體相同，其宣傳風格也一脈相承，而且因為光有和尚沒有廟，內容更加的激進敢言。

有的傳單痛快揭批：‘現在國勢瀕危，人民將死，大有亡國滅種之禍。孰為為之，至於此極？彼惡劣之朝廷，與瘋狂之閹禍，其釀造此種惡現象之罪，殆上通於天矣！’

有的文章甚至公然宣稱，中國兩千年來陷入原地踏步的死迴圈，國力無寸進，民族日萎靡，以至被泰西國家迎頭追上，根源就在於將兆億百姓的福祉性命，繫於一家一人。所謂富不過三代、榮不過百年，‘何不食肉糜’的繼承者一定會出現……這分明將矛頭指向可掀起一系列危機的萬曆皇帝。

長沙首義後，這些傳單更肩負起了向市民闡明起義的正義性，說明起義者是為民起事，紀律嚴明，並非亂黨。並報道長沙起義以後，商民安居營業，絕無何任何妨害，‘內治種種，極有秩序，對外種種，皆屬文明’，為宣傳起義，消除民眾的顧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東廠的人不是瞎子聾子，一直在盡力收繳傳單、追查源頭。然而上海這麼大，印刷的地點靈活分散，又有市民掩護，真如大海撈針一般徒費力氣。長沙首義後，上海東廠大璫邱義，便察覺到要壞事兒，他決定先下手為強，將上海的紳商一網打盡，以免重蹈長沙的覆轍。

然而上海太大，僅靠東廠和稅司的人手，是遠遠不夠的，所以他才會找到呂坤，希望府衙派城防兵負責外圍警戒，卻被呂坤以需要請示為由回絕了。

邱義知道呂坤跟那些紳商不是一夥，而是九大家的人。在即將到來的大對決中，九大家態度曖昧，似乎沒有參與進來的意思，所以邱義也不想撕破臉，在取得呂坤絕對不會幫助亂黨的承諾後，他離開了上海府衙……沒有王屠戶，也得吃帶毛的豬，他決定自己單幹！

望著糾糾而去的邱公公，再想想呼風喚雨的紳商，呂坤鼻頭一酸，險些掉下淚來。這樣一個風雲際會的大時代，九大家竟然瑟縮在角落，看著別人粉墨登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