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會了，到您這兒一打聽，情況全齊了。”醫生、護士都成了他的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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彪子快樂得像個“醫療大使”（1）

2004年9月27日，我們在病房給彪子過了41歲生日，誰也沒想到那竟是他的最後一個生日。

移植科劉主任帶了他的一席干將先在7樓ICU病房先點燃了蠟燭。醫生、護士們把彪子圍在中央，讓他雙手合十許一個心願。蛋糕被切開，分到每個人手裡，大家笑著，說著祝福的話。

醫院的王院長、秦政委、鄭副院長特意趕製了大大的蛋糕，盛滿武警總醫院全體官兵的祝福趕來了。我們的朋友也手捧大大小小的蛋糕，聚在6層——他手術前住的那間病房，等著他從7層下來。

自從9月2日，他穿過長長的走廊走進手術室，還一直沒有回過這裡。

路依然很長，術後25天的身體還是虛弱，而他的腳步邁得緩慢而堅實。每邁一步他都會莊嚴地左右看看，像一個離家多年的遊子踏上了歸鄉的路。我陪著他慢慢走著，走著屬於我們的生死之路，走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心境。去時黑洞洞看不到盡頭，回時已是一片光明。

彪子一天天好起來，頭髮比原來黑了，膚色也更亮了。整個人看上去很精神。像是年輕了十歲。

我的心一天比一天快樂。

每天早上，我們早早起床，到對面的幹部食堂打來熱乎乎的飯菜。伙食很簡單，饅頭、鹹菜、玉米粥。我們面對面坐著，相視而笑，大口大口地吃。

“饅頭真香啊！”彪子說，“我從來沒覺得饅頭這麼好吃！”

是啊，他都多少年沒吃過真正的大白饅頭了。平時，怎麼也得裹層雞蛋炸炸再吃呀！在劇組拍戲，剛端起盒飯，劇務已經站在身邊了，燈光、裝置也已經準備好，趕緊扒兩口就得趕著開工。要不，就是去飯店吃“大飯”，有時候一晚上要趕好幾個飯局。辣的、鹹的、酸的、甜的、紅的、綠的、黃的，糊里糊塗填一肚子，回家再一定下神來，居然還是餓。

聽著他的話，我品出的不只是饅頭的香甜——已經很久沒有這麼單純地享用過一頓我們倆的早餐了，終日忙忙碌碌，沒有自我。

我們決定，從今以後要認真過好每一天。

出院以後，我們聽從小姨安排住進了金融街對面的豐匯園。一來離醫院近，二來離她近。

小姨並不是彪子的親姨，而是彪子和他的“發小兒”們對她的尊稱。她看著這群孩子長大，誰要是調皮搗蛋，誰的後脖梗子就免不了捱上小姨一巴掌。

小姨漂亮，更有智慧，從一個在內蒙古草原放馬的知青成為兆泰房地產公司的董事長。她視我們如親人，在我們最困難的時候挑起了照顧我們的擔子。那段時間，她就像是個精神領袖。

新的生活開始了，治療變得越來越簡單，每個星期我們都要跑回醫院，抽血、檢查。彪子每次都要回移植科病房看看，和老病友敘舊，與新病友交談，向更多來諮詢的人介紹經驗，像一個快樂的“醫療大使”。

回到家裡，人雖然躺在床上，心卻早已飛到了窗外。他出不去，就把朋友約到家裡，聽他們講拍戲的事。自己動不了，幫忙出出主意，對他來講也挺過癮。

可時間長了，他默默發呆的時候多起來，有點小事就會發脾氣。我知道他心裡難受，為的是不能工作，不能拍戲。朋友來得越多，知道的事情越多，看著別人都在充實地忙碌著，他越發起急。

彪子快樂得像個“醫療大使”（2）

每次看到他發呆，我總是柔聲勸他不要著急，先把身體養好。聽我這樣說，他一準兒矢口否認：“沒有。我沒急！”

眼看他一天天強壯起來，人也越來越看不住了。往往我前腳出門，他後腳就把自己安排出去，去影視公司給人家出謀劃策，討論劇本，晚上笑嘻嘻地回來，進門就認錯，可老也不改。儘管我心裡不樂意，但看著他嘻皮笑臉的樣子，總是束手無策。

接受過肝移植手術的每一個病人都與醫院有著永久的聯絡。術後一系列治療複雜而漫長，調整藥物，按時檢查，定期做B超，即便感冒發燒都要跑回醫院，找相關的醫生做一整套檢查，絕不能自作主張，隨便吃藥。

這一天，彪子又一次住進了醫院，大概是藥物反應，拉肚子。他開始變得煩躁不安。

有一天晚上，他想吃豬蹄，可冰箱裡的豬蹄已經放了兩天，我怕不新鮮了，勸他吃點別的。他不肯。我當然也不會讓步。

他突然間憤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