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給別人去花，給放貸出去？所以大家越是想要打擊高利貸，打擊放高利貸的人，整個社會里面願意把錢貸出去的人就越少，資金的供給就越少。這樣一來，使得剩下的、願意放貸出去的資金，它所要求的利息就會越高。打擊高利貸、打擊放貸人的直接結果，不僅不會把利息給降下來，反而把高利貸變得更高。今天這個誤導性的認識，實際上對於中國民間金融的發展還是一個非常大的、根本性的障礙。

問：做什麼您都會去想其他方面的一些事情，看來您是對新事物有非常強烈好奇心的一個人，今後會不會嘗試除了學者、經濟學家之外的其他角色呢？

陳志武：就目前我能想像的，不太會，因為我太喜歡做學問了。每天要是能夠有一個新的認識，不管對於人，對於社會，也不管對於經濟，還是對於歷史，任何一天，如果能夠在我自己的理解上有一個新的長進，我就覺得那一天是很幸福的。所以對於我這樣的人來說，如果連續很多天都沒有什麼新的認識，沒有什麼新的發現，我覺得日子實在是太枯燥了。

問：您對自己還有什麼樣的期望嗎？

陳志武：更多地瞭解歷史、瞭解社會，方方面面，包括家庭、文化、人們的偏好等，這是我對我自己最大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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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經歷與觀點自述（1）

本文摘編自陳志武教授2003年12月6日、2005年7月14日在搜狐網和中國經濟學教育科研網（CENET）與記者和網友的對話。

一

問：陳教授，您讀了7年的計算機，卻放棄了計算機專業去做金融經濟學的研究。您當初怎麼會從一名計算機系的學生變成金融系的學生？在這之前您好像也沒接受過經濟學方面的訓練，是什麼改變了您的學術取向？

陳志武：我大學畢業後，到國防科技大學讀研究生，是計算機專業。大概在1984年，我念了一年半後就發現自己對計算機工程沒多大的興趣。也許是湖南人的緣故，我對國家有比較高的責任感，我當時想用書裡的方法去研究政治和經濟的問題。當時我的朋友崔之元在國防科技大學數學系唸書，跟他的接觸讓我更加對用數學的方法研究*機制的問題產生了興趣。那個時候他寫了些論文在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教研所主辦的《政治學研究》上發表，論文主要是介紹當時的西方數理政治學方面的學科。後來我和崔之元翻譯了阿羅的一本著作《社會選擇和個人價值》，收入“走向未來”叢書。那時我就覺得自己應該放棄工程，慢慢轉入另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用數理經濟學的方法來研究*和政治的問題。

1985年秋季，我就決定不做系統工程方面的研究了，而是申請美國的一些大學。當時我就給耶魯大學的一位老教授寫信，問他能不能申請到耶魯大學攻讀這方面的博士學位，他說可以。我沒有參加託福和GRE的考試，因為當時中國的外匯管制很嚴，參加這些考試都需要32美元，而我一美元都找不到。所以我就給耶魯大學負責招生工作的教授寫信說明原因，我向他們解釋之後，他們答應讓我免掉託福和GRE的考試，還給我獎學金，把我錄取了。要選專業的時候，我問崔之元我應該選什麼專業，崔之元告訴我可以選Finance，但是當時我連金融（Finance）這個詞都不清楚是什麼意思。崔之元當時給了我一個解釋，但我還是沒有搞清楚這個解釋是什麼意思。我就是在這麼一種狀況下去了美國。

去了美國以後，發現由於我在國內是工科出身，這種理工科學習的思維方式對我後來在耶魯學習金融經濟學很有幫助。去耶魯之前我在國內沒有學習中國的經濟學，對我來說更多的是好處而不是害處。若當時我在國內學習經濟學的話，那我的思維就被固定下來，這種情況只會讓我在美國學習經濟學更困難。我在美國從零開始接觸經濟學。

問：從當時的中國社會進入美國的花花世界，有什麼樣的困難？

陳志武：20世紀80年代初的中國跟今天的中國差別很大。我去美國的時候沒什麼錢，按照當時人民幣與美元的匯率，兌換了幾十美元就上路了。去了以後，陰差陽錯地得到了在耶魯讀書的中國同學的幫助。當時最大的困難是英文，在國內時聽《*》的英文廣播，聽別人講，慢慢熟悉聽力了，但是真正自己說話，那時障礙還是很大。對於剛開始去美國的人來說，想了解英文，最主要的方式還是看電視，多參加一些晚會，多跟一些朋友聊天，多看一些報紙。

當時的《紐約時報》對我啟發很大，美國電視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