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終是情有所鍾，堅定不移。從這時起，直到西安事變前的七八年間，她與于鳳至一直同張學良生活在一起，再也沒有分離。①　王益知：《張學良外紀》，載《社會科學戰線》１９８５年第３期。②　趙春江、竇應泰：《少帥夫人》，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６月出版。③　趙雲聲：《趙四小姐與張學良將軍》，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九·一八”，“九·一八”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森林煤礦，

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

那裡有我的同胞，

還有那衰老的爹孃。

“九·一八”，“九·一八”……

張學良喜歡跳舞，愛看戲，對音樂、歌曲並無多大興趣。但這支悽切、哀婉的歌，卻真正撥動了他的心絃。那字字血、聲聲淚的歌詞，那滿含深情、悲壯蒼涼和令人心碎的曲調，常使他歌未罷，熱淚流。

是的，往事如煙，歷歷在目，忘不了，忘不了，他永遠忘不了那個陰暗的秋季，那個風雲突變的最黑暗的夜晚……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變，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一次令人震驚的民族大浩劫的開始，是中國人民的空前嚴重的國難。

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非自三十年代始，早在上個世紀末的中日甲午戰爭時就開始了。他們對臺灣、澎湖列島的霸佔，對旅順、大連和南滿鐵路的掠奪，對無辜的中國居民的血腥屠殺，就已將他們的猙獰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１９２８年的皇姑屯事件，他們用陰謀手段炸死張作霖，實際是武裝吞併東北的訊號，是欲乘亂佔領東三省，只是由於當時東北當局的鎮靜，製造了張氏輕傷未死的假象；同時日本統治集團也沒有完全準備好，才未釀成大亂。

但日本人鯨吞東北、亡我中華之心未死，在此之後，它仍繼續加緊擴軍備戰，準備進行新的更大規模的侵略戰爭，加之自東北易主，由少帥張學良執政後，始終奉行反日愛國政策，他“修建與‘滿鐵’（日本經營的南滿鐵路的簡稱）並行的鐵路，以期奪回失去的鐵路權益，改青天白日旗，擁護統一。這些愛國行動，在日本軍閥看來，都是反對和傷害日本的具體表現，是絕對不能允許和容忍的。乃下決心採取措施幹掉張學良，把中國的統治權驅逐出東北，實現其侵略野心。”①另方面，我們也必須看到，１９２９年末，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持續較久的經濟危機，日本首當其衝，國內政治經濟形勢混亂，民怨沸騰，為了擺脫自身的困境，它加快了侵略中國的步伐，悍然於１９３１年秋髮動了“九·一八”事變，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這個慘痛的歷史教訓，罪魁禍首是日本軍國主義者是無異的；而蔣介石的妥協退讓，一再下令不許抵抗，終於鑄成大錯，也是負有重大責任的。但他卻總是錯誤歸別人，功勞歸自己，甚至讓張學良當他的替罪羊，這當然是很不公平的。但大敵當前，軍人守土有責，張學良始而經不住蔣的拉攏引誘，不顧東北存在的危險狀態，移兵關內，造成東北邊防空虛，留下後患；繼而完全聽命於蔣介石，領兵入關，捲入內戰的漩渦，長期遠離自己的根據地，進駐北平，樂不思蜀，也是不能辭其咎的；說他是迫不得已，完全是奉命行事，丟失東北似乎是莫可耐何，有苦難言，無可指責，把過失全推到客觀方面，顯然也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

當然，話又說回來，對此也不能絕對化、簡單化。張學良的“東北易幟”，以及“武裝調停”中原大戰，從維護國家統一、避免戰亂、以利於人民休養生息這個角度看，還是應當肯定的；對於他在這方面的積極的貢獻，完全抹煞，也是欠妥的。同時，也還要看到，張學良在這個時期雖然有些消沉，但他的愛國思想並未泯滅。在那個多事之秋，儘管他身患重病，一直住在北平的一所醫院裡，但他對家鄉、對地處邊陲的東北地區的局勢，特別是日本人的動向，仍然是密切注意的。不料，蔣介石卻反其道而行之，竟指示對日軍的任何挑釁不許抵抗，這不能不使他大惑不解，甚為驚詫。與日本帝國主義誓不兩立、對他們的挑釁和侵略行徑一向深惡痛絕的張學良，怎能設想讓他在敵人的進攻面前打不還手、甚至幹那種委曲求全、妥協退讓的可恥勾當呢？可是蔣介石的指示和電報就放在他面前，正所謂白紙黑字，軍令如山，作為軍人，又怎能違抗上級命令？所以一個時期以來，他的病情雖有好轉，但思想上的苦悶，卻更加重了。趙四小姐看他精神萎靡，鬱鬱寡歡，怕這會使他的病再加重，所以總想法勸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