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錄裡也講得很清楚，她告訴我們：“我和張學良不僅那時未謀面，以後也未見過，真可謂素昧平生。一九六四年六月，我赴臺灣出席第十一屆亞洲影展時，還曾有記者問我要不要見見張學良，我回答說：‘專程拜訪就不必了，既未相識就不必相識了。’……”⑤胡蝶女士的這一談話在報上發表不久，考試院院長莫德惠去看張學良。據莫事後對記者說，張曾問他，是否看到胡蝶那段談話，然後說：“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瞭解了這個真實情況，對發生在五十多年前的這樁歷史公案的真偽，就會一清二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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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趙春江、竇應泰：《少帥夫人》，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６月出版。

②　張宜雷：《馬君武及其詩作“哀瀋陽”》，載《武漢晚報》。此處所引系《文摘報》摘編稿。

③　陳鍾瑞：《中國第一流的學者——馬君武》，載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５日《團結報》。

④⑤　轉引自胡蝶回憶錄。

張學良傳……關鍵時刻的抉擇

關鍵時刻的抉擇

在蔣、張保定會見之後的第三天，即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１日，張學良便丟掉了一切官職、宣佈下野了。為了再次支援蔣介石，他甘願代蔣受過，忍受這一沉重打擊。並決定聽從當局的安排：出國考察。很明顯，這決不是他所希望的，而是被迫的。當此大敵當前、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危急關頭，國難家仇集於一身的張學良，哪裡會有遊山玩水的興致呢！在此時此刻，輕易離開自己的隊伍，放棄自己承擔的責任，跑到國外去觀光，這對他來說，與其說是幸運，不如說是痛苦。但有人出於某種政治目的，則極力勸他出國，不要戀棧。就張學良來說，差強人意也好，盛情難卻也好，不管怎麼想，反正是非走不可了。但就這樣不聲不響地離開嗎？似乎又太冤屈了。想來想去，自己既是代人受過，那也就問心無愧，他沒有必要自怨自艾。他的走，是權宜之計，過不了多久，他還是要回來的，所以就是下臺，也要光明磊落地下，就是走，也要正大光明地走，他不能不辭而別，不能灰溜溜地離開，不能讓人家說他是臨陣脫逃，而必須向公眾有所交代，遂於３月１１日就他下野出國一事通電全國，略謂：

……餘就職以來，仍本先父遺志，始終鞏固中央、統一中國為職志，兢兢業業，未嘗或渝，即如不顧日本之公開恫嚇而易幟。輔助國民黨在東北之活動。與夫十九年秋季奉命入關，擁護中央統一。凡此種種，事實俱在。

“九·一八”事變發生，餘正臥病在平，初以訴諸國聯，頭為之張公道，迫乎日軍侵熱，餘奉命守土，乃率師整旅與敵周旋，抗戰以來，將士效命頗不乏人，無論事之成敗若何，然部下之為國犧牲者，已以萬計矣！此次蔣公北來，會商之下，益覺餘今日之咎，辭職即所以效忠黨國，鞏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謝國人，惟眷念多年袍澤，東北之健兒孰非國家之將士，十九年餘奉命率其入關援助中央。於今，國難未已，國土未復，無家可歸者數十萬人。但盼中央俯察彼此勞苦，予以指導，並請社會人士，力加援彼等。為國為鄉，皆抱熱誠，並熟悉東北情形，倘遇報國之機，加以使用。俾得為收復東北而效命，遂其志願，免於飄泊於願斯足。並盼國人鑑餘誠悃諒餘庸愚，雖愆尤叢生，而餘本身只知為國，餘皆不復計也。

從這個通電看，他沒有把事情的真相全講出來，對蔣他還是留有餘地的。他還是以大局為重，從團結抗日這個大前提下來講話的。這也不過是向國人告別，略抒衷腸而已。

在通電發出的第二天，即３月１２日，他便前往上海，痛下決心，力戒毒癮，為此耽擱月餘。４月中旬，當風和日麗的春天到來的時候，他便由於鳳至和趙四小姐等人陪同，登上了義大利一艘名為“康特羅索”號的郵輪，出國了，為尋求救國之路，他先後漫遊了義大利、瑞士、德國、法國、英國、瑞典等國。他也很想到蘇聯看看，卻未能入境，想必是蘇聯人對於早先的中東路事件還有些耿耿於懷吧。

張學良原本還要在國外再多考察幾十國家，因為“福建事變”發生了，早先被派往福建去打紅軍的十九路軍不願再打內戰，通電反蔣，並在福州建立了人民革命政府；而透過與馬占山、李杜（適逢兩將軍亦在國外）的會見，得知東北抗日情況，更激發了他的愛國思鄉之情，乃決定提前歸國。于鳳至因要照顧和安頓子女在英國求學，所以沒有回來，張學良與趙四小姐和其他隨行人員則於１９３４年１月８日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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