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武及其詩作《哀瀋陽》的文章，倒是有一個比較扼要的介紹，他寫道：

馬君武名和，字貴公，廣西桂林人。早年留學日本，即參加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先生從事革命活動。後為清廷追捕，逃往德國，入柏林大學，成為中國第一個自然科學博士學位獲得者。回國後在國內首次制定無煙炸藥。

辛亥革命成功，歷任孫中山總統秘書長、國會議員、實業部總長、司法總長、教育總長、廣西省長等職。又曾編撰我國第一部《德華字典》，譯達爾文《物種原始》，是“我國近代第一流的學者。”

他還擅為詩，與柳亞子先生等同為“南社”的臺柱。

曾寫過《華族祖國歌》等不少充滿愛國主義精神的詩章。

他翻譯的英國詩人拜倫的名詩《哀希臘》，更是在反清革命的愛國志士、熱血青年中傳誦一時。“九·一八”時期，他寫了《哀瀋陽》二首。今錄之如下：

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當行。

溫柔鄉是英雄冢，哪管東師入瀋陽。

告急軍書夜半來，開場弦管又相催。

瀋陽已陷休回顧，更抱阿嬌舞幾回。

馬君武這兩首詩沒有將批判的鋒芒準確地指向不抵抗的蔣介石，卻指向了作為替罪羊的張學良，是由於他不知內情所致。但激盪其間的愛國主義精神卻異常強烈，欲此二詩當時傳遍全國。②

另據陳鍾瑞談：“……後來，馬君武先生弄清了‘不抵抗’的內幕，便在《致蔣介石、汪精衛電》中指責說：‘國事敗壞至此，論者異口同聲皆曰：是乃精衛兄在武昌一年，介石兄在南京四年倒行逆施之總結果。介石兄堅持對內不妥協、對外不抵抗之主張，日本已佔據東三省，介石兄猶唱先統一後對外之說。……介石兄對內面獰如鬼，對外膽小如鼠。’憂國憂民、嫉惡如仇的耿耿愛國赤忱躍然紙上。這封電文發表後，曾有力地推動了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③

這些文章資料，對此事的分析評價，除了所引的詩在個別詞句上與原詩稍有出入外，總的來看，還是比較客觀、公正的。無疑的，馬先生的詩是有缺陷的，這不僅廣大讀者這樣看，就連作者本人也不諱言這一點，在他弄清了“不抵抗”的真相後，以通電的形式公開斥責汪、蔣，這可以看作是他對上述詩作的一種否定，這位被周恩來同志譽為“一代宗師”的著名學者，是位知錯必改的人。同時，我們也高興地看到，對馬先生的介紹也並未因此就以偏概全，否定一切，而是既指出該詩的不足之處，也肯定它的積極意義。當然，它講的均較簡略，對此詩的歷史背景與所牽涉的人物事蹟或一筆帶過，或未曾涉及，為進一步弄清事實真相，似仍需略加補充。

這兩首詩文字不算深奧，雖不能說明白如話，還是易於理解它的含意的。但對於現在的年輕人來說，有些地方還要作些註釋，方可對它有個透徹的瞭解。詩裡所說的趙四，就是趙四小姐，其用意無須多說。所謂朱五，是當年北洋政府內務總長朱啟鈐的五女兒湄筠。她是張學良二弟張學銘的大姨子，即學銘太太的五姐。她經常與張學良跳舞，後來嫁給張學良的好友朱秀峰為妻。至於胡蝶，則是當時著名的電影明星。詩的意思主要是講當時風傳的張學良思想摩登，已經腐化墮落，早把國難家仇置於腦後，在“九·一八”事變時，他正在北京六國飯店與胡蝶跳舞。這當然不是事實，那晚他是在北京中和劇院看戲，這已在前面談到了。至於胡蝶，當時並不在北京。而且他們從來也沒有見過面。胡蝶女士（現僑居海外）近年來在她寫的回憶錄裡，針對此事也說過：“世間上荒唐的事情還真不少，瀋陽事件發生的時候，我那時還跟明星公司攝影隊一起逗留在天津，沒有踏入北平一步……後來為拍《自由之花》到北平時，已是‘九·一八’事變後約一週，未料到此行會引起一段莫須有公案。……”④但她不瞭解，這謠言之所以流傳甚廣，責任主要還不是那首詩，而是謠言的炮製者。這有兩種說法：一說是天津日本特務機關報《庸報》故意造謠，以轉移人們的視線；另一說法是南京國民黨政府中的親日派蓄意借題發揮，目的在於把一切罪過都推到張學良身上，為蔣介石、同時也為日本侵略者開脫罪責。可謂用心良苦。難怪胡蝶女士前些時在追述這樁往事時，仍感寒心，她把這事稱之為“該結束了的‘莫須有公案’”。

隨著歲月的流逝，這樁公案應該說現在已得到澄清，是早該結束了。所謂“九·一八”之夜跳舞之事，是不存在的。不過，關於張學良與胡蝶是否見過面，有無交往，仍眾說不一。其實，對此胡蝶女士在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