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會門外卻人來人往；一向冷清的院門外，突然增崗加哨，進出的汽車也明顯增多，這裡象要舉行什麼重要的會議，或者是有什麼特別顯要的人物到達，氣氛緊張。關於要審判張學良的事，國民黨當局作了嚴格的保密，即使在他們內部，也有很多人是不知道的，對外更是封鎖訊息。但俗話說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他們既然做了，怎能一手遮天呢，所以這事還是一傳十，十傳百地被群眾知道了。這天來的人不少，特別是那些希望一睹少帥風采的市民和學生，一大早就從四面八方彙集過來，雖然全被擋在警戒線以外，不能靠近軍委會大門，可他們仍然耐心地等待著。

這麼快就把他送上法庭，張學良是沒有料到的。臨來之前對於有人可能要為難他，他雖然也略有所聞，但他確實沒有料到事態已是如此嚴重。這天，有人騙他說是去開會，所以他仍神態自若地帶領幾個隨行人員乘汽車來到了軍委會門前。

他下了汽車，人群活躍，有一陣輕微的議論聲，人們雖然不能作出更熱情的舉動，但都向他投來崇敬的目光，他也面帶笑容，向在場的群眾致意。

但到他要跨進軍委會大門時，卻突然有人出來擋駕了，隨行人員和車輛一律不準入內，只讓張學良一人進去。這是有些反常的，張學良已覺察到可能要出事了，但他還是聽從了警衛人員的安排，獨自走進了軍委會的大院。

又過了一會，從軍委會大門裡出來一批武裝憲兵，由一個當官的帶領著，衝到張學良的隨行人員跟前，說了聲“對不起，我們是奉命行事”，不由分說便把侍從們的槍全繳了去。衛士們據理力爭，進行抗議，全然無用。但他們沒有離開，而是仍然守候在外面，並深為張將軍的安全擔心。不久，他們終於明白了，這哪裡是什麼開會，是開庭審判張學良哩！

這天的審判是由國民黨軍事委員會高等軍事法庭主持的，李烈鈞為審判長，審判官有朱培德、鹿鍾麟等。鹿同張是換帖弟兄，李與張也是至交，他們過去關係不錯。尤其李烈鈞，早在１９２４年當他以大元帥府參謀總長身分隨孫中山北上途經天津時，他們就認識了，那時張學良曾代表張作霖前往迎接，自那以後，他們便開始交往，原本是老朋友呢！西安事變發生後，李烈鈞認為張學良此舉是謀求全國一致抗日，並無惡意，所以曾勸蔣採取寬容態度。但蔣不聽，還硬要審張，後來不知是誰的提議，還把審張的主角加在了他的頭上，這無疑是將了他一軍。但他深知蔣的脾氣，儘管明知這是出力不落好的事，還不能推辭，只得勉為其難。但據鹿鍾麟回憶，李是很不情願、也無信心的：“李烈鈞受命主持這次高等軍法會審，不會不明白蔣介石要什麼把戲。因此，他對朱培德保持一種非常慎重的態度，處處表示自己對這個任務的認真負責，他對鹿鍾麟則不然，暗中一再露出沒有信心，並且偷偷問過鹿：‘瑞伯！這件事您看我們究竟應該怎樣辦才好？’鹿曾答：‘問而不審是上策，審而不判是中策，問、審、判全承擔下來是下策，我們應該力守上策，不得已適當地兼取中策，下策萬不可為。’李一邊點頭，一邊稱是。

“在高等軍法會審的前一日，即十二月三十日，李烈鈞為此特往謁蔣介石請示，據李述當時情況：蔣見李至即先開口問李：‘審判長對這個案子如何辦理！’李坦率提出他個人的意見，說道：‘張學良在西安似叛逆行為，有謀害主帥意圖，但能悛改，親送委員長返京，願委員長寬大為懷，赦而釋之。’至此李又逼進一步，說道：‘我國昔有兩士，一為齊恆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二為寺人披請見，此二者是否可作本案參考？尚祈核示！’而蔣聽後的態度很冷淡，未作任何表示。李見話不投機，不得要領，忙把話頭轉過來說：‘國民政府既任烈鈞出任審判長，一切當依軍法辦理。’蔣這時才說：‘君慎重辦理可也。’談到這裡，李便乘機辭出。”⑥

李烈鈞本人則說：“我被特任為高等軍法會審審判長審判張學良的訊息，京滬各大報紙均予披露。中央很多要人都來找我，詢問處理此案的意見，其中以宋子文和傅汝霖兩人最為關心。他們先後來找我詳細詢問處理此案的意見。我回答說：‘我個人沒有什麼意見，一切秉承中央黨部和國民政府的意旨辦事。’”⑦

關於當時審判的情況，傳聞不少，但見諸文字的可靠資料卻並不多，所好直接參與其事的李烈鈞、鹿鍾麟都有比較具體、翔實的回憶錄，特摘引其有關記述，並略加補充。鹿鍾麟說：

三十一日，高等軍法會審……開庭。……李見參加會審的人員到齊，乃於休息室召開預備會，就軍事委員會軍法處預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