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誰有不明此中關鍵也哉？②

但西安事變將怎樣發展，對蔣介石如何發落，仍然是個棘手的問題。

從南京方面看，主戰派仍然聲嘶力竭，定以武力討伐張、楊，在蔣回京之前，他們不接受蔣的任何命令。後來只是由於蔣鼎文從西安飛回宿京，面交了蔣的信函，又聽了他的口頭說明，才不得不下令停止轟炸的。可是，對於宋美齡提出的她要和宋子文同去西安談判以救蔣卻仍堅決反對。因為據說堂堂政府官員，是不能與“叛變者”談判的，經過爭辯，才勉強同意准許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去西安。宋美齡去不去西安，則還得看一看。

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正是在這樣一個各種矛盾相互交錯，形勢發展變幻莫測的時刻來到西安的。他們不負眾望，一下飛機，就立即與張學良就西安事變的大政方針進行商談。“初開始，張學良首先說明舉行兵諫的原因，……蔣介石被扣後，最初拒絕商談問題，現在已允許商談抗日。張又說，只要蔣介石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就送他回南京，還擁護他做抗日領袖。周恩來讚揚了張、楊發動兵諫的愛國熱忱，同意張對蔣的方針，並談了對事變的性質、前途和處理方針的看法。周說，西安事變是震驚中外的大事，蔣介石雖然被扣留，但是他的實力原封不動，西安已經與南京處在對立地位，因此，對蔣的處置要十分慎重。周又根據國內外形勢說明蔣有被迫抗日的可能性，同時指出西北的‘三位一體’將是推動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堅。……十八日上午，周恩來由張文彬陪同去止園拜會楊虎城。周先談了與張學良商談情況及中央和平解決的方針，還說如果蔣介石同意一致抗日，將仍擁護蔣為全國領袖。楊虎城深知蔣介石的為人，怕釋放蔣回南京後挾嫌報復，曾準備‘扶天子以令諸侯’，他又估計，經過十年內戰，中共不會同意放蔣，因此對周所說感到出乎意料，但既然張學良、周恩來意見一致，他也就沒有表示異議。又說：中共‘不記前仇，真是偉大。’但也坦率地談出自己的顧慮：一是懷疑蔣是否能抗日，二是怕蔣報復。他說：國共兩黨是平等的，而他是蔣的部下，蔣被釋放後，一旦翻臉，他的處境就困難了。周恩來針對楊虎城的疑慮，分析了國內人民要求抗日，美、英、蘇支援中國抗日和蔣介石抗日則生的處境，指出蔣抗日的可能性增大了，現在就要力爭他抗日。只要西北三方面加強團結，進而團結全國人民，蔣想報復也不可能，而且這次，沒有把握也不能輕易放他……”③周恩來經過與張、楊兩將軍分別會談，統一了認識，紅軍決定加入西北抗日聯軍，三方更加團結，西北地區的抗日救國運動更加聲勢浩大了。總之，經過張、楊兩將軍，特別是周恩來等共產黨人艱苦卓絕的工作，孔祥熙、宋美齡、宋子文等人的積極斡旋和蔣介石的反省，事變終於得以和平解決，使中國現代歷史由此發生了重大轉折。這場震驚中外的突然爆發的歷史事變，已經過去五十多年了，但人們對它始終不會忘記，它留給後人的是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是歷史的驚歎與深思。人們對於張、楊二將軍發動西安事變的功績，是交口稱讚的，但對他們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功績則不大提起，或者有意無意地抹煞他們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的作用和功績。如認為是中國共產黨和平解決了西安事變，或者說張、楊是由於紅軍代表團對他們進行了耐心的說服工作後，他們才接受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的。這是史學界長時間以來的一種說法。臺灣的學者則認為蔣介石之所以獲釋，是因為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張學良被蔣介石感動了，事變的和平解決不靠天，不靠地，是蔣介石自己救了自己。

這些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已有同志提出不同的觀點。認為“保使蔣介石聯共抗日，是從一九三六年下半年，西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後，張學良一直奉行的方針，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是張學良的決策，不是來自別人的說服。”④並認為張、楊二將軍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不僅主張明確，而且是發揮了主導作用的。

根據張學良１２月１３日對總部全體職員所說的“我們這次舉動，把個人的榮辱、生死完全拋開，一切都是為了國家民族。”“我們絕不是反對蔣委員長個人，是反對蔣委員長的主張和辦法，促使他反省，正是愛護他。”“如果蔣委員長能放棄過去主張，毅然主張抗日工作，我們馬上絕對擁護他服從他！那時，甚至他對我們這次行動，認為是叛變而懲處我們，我們絕對坦然接受，因為我們所爭的是主張，只要主張能行通，目的能達到，其他均非所計。”

這些大義凜然的講話，可看出他的“為國為民，光明磊落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