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跟母親在一起，有母親的撫愛，鄰里的關心，他可以隨便跑到外面去玩，可以上樹，可以到河溝邊去。可現在他不能隨便出去，也不能隨便與外人接觸，甚至出門必坐汽車，還有勤務兵護送，直到重又返回這門禁森嚴的幽深的宅院。所以那時他常想：這不成了關在籠子裡的金絲鳥嗎？

天性好動、喜歡海闊天空的少年張學良，不甘寂寞，開始動腦筋，變著法兒破常規，要想給這個聲威顯赫、但卻缺少生氣的王府透點新鮮空氣了。

張學良是張家兄弟姊妹中較年長的孩子，乳名小六子。他從小就性情開朗，活潑好動，書他雖然也是愛讀的，但玩起來也總是別出心裁，樂而忘歸。“張作霖有八個兒子、六個女兒。在童年時代，張學良是這十四人隊伍的‘頭頭’。懷英與懷卿（張學良的妹妹）說：‘我父親思想封建、保守，在家裡有很多禁令，特別是對女兒們，要求文靜，不許出大門，不許穿印度綢，不許剪髮……’‘可是，我們大哥敢於突破大帥的禁區。是他領著我們在帥府裡“藏濛濛”（捉迷藏），是他每年７月１５日領著我們去小河沿看放河燈，是他冬天指揮我們堆雪人打雪仗。大帥死後，是他叫我們剪了辮子留短髮，甚至燙髮。’”③

張學良是張作霖髮妻趙氏所生。同母的有比他大三歲的姐姐首芳，以及比他小六歲的弟弟學銘。１９１２年，他們的母親病故，那時張學良才十一歲，學銘五歲，多虧庶母盧氏（即張作霖二夫人盧壽苧。趙氏臨終留下遺言：“我死後，小六子他們交西屋媽撫養。”“西屋媽”即盧夫人。趙夫人生前住東屋）和姐姐首芳悉心照料，他們弟兄才得以長大成人，也許正是不忘撫育之恩吧，張學良對盧夫人和姐姐一直敬重，“未敢稍渝”。對盧夫人，他叫“媽媽”，視同生母。後來盧夫人被大帥扶為大夫人。大帥皇姑屯遇難後，張學良成為東北軍政首腦，日理萬機，但對盧夫人仍極尊敬，並下令一律稱她“為‘老太太’，對錯稱者罰二十軍棍”④。至於對大姐，更是念念不忘，甚至在他身處幽禁之中時還給她寫過兩封信，一封說：“……我的一切請你們不用掛念，尤其是身體，我自己會照應我自己的。托爾斯泰在《戰爭與和平》上說過：那個混蛋才把身體弄壞哪（類似這樣的話，文句我記不清了）。您送來的東西，現在謝謝您。我曉得您手頭並不鬆快，下次不用再帶東西了，留點錢給孩子們用吧。”另一封信是託姐姐買《明史》的，說他因為幾年來常在菜油燈下看東西，眼睛花了，託她買一本好版大字的《明史》，信寫得較長，也極誠懇，姐弟之間，仍是那樣互相信賴，一往情深。

當然，話又說回來，在那“威赫赫爵祿高登”的氣氛中，在那樣一個封建軍閥的大家庭裡，若硬要說人傑地靈，似乎張學良就是天生的全才，沒有受到任何消極的影響，當然也是欠妥的。但他與其父親畢竟有不同的地方。他的心智的發展從一開始就朝向另外的方向，而其所以如此，也正如他自己後來所說的：“良年方十一歲，慈母見背，先大夫寵愛有加，但忙於軍政，素少庭訓，又乏良師益友。”但後來，由於他既受到傳統文化的薰陶，又汲取了西方資產階級科學文化的營養，特別是結交了一些比較開明的人士，“學會篤信和平，懂得容忍，懂得開放胸襟，他的存心待人非常忠厚。西安事變後，王卓然又說他理想非常之高，他的濟世救人的懷抱，有似佛門弟子；他的犧牲自我服役他人的心願，竟是一個真正的耶穌信徒；同時，他的謙遜達觀，看破世事人情，對一切名利毫不在意的態度，又極象老莊之流亞。張學良自己也認為，過於同情他人，不審遠近厚薄之一義，常有同情對方之感，而對失敗者更時生憐惜之心，化敵為友之念。都可以說，是在這一段少年心理發展過程中種下了種子。”⑤

也許正是這種謙恭豁達和寬厚的氣質，使他常常保留著純真少年的無邪天真，就是在他那過早到來的婚姻問題上，他也逆來順受，聽之任之了。以致當他還只有十五歲時，就根據“父母之命”，與比他大三歲的于鳳至結了婚。這是父親張作霖給他定的親。張家兒女們的婚事都是大帥一手締結的。在他看來，婚姻大事由父母決定，歷來如此，這是無論如何不能改變的。他雖為軍閥，但對妻室兒女的要求還是嚴格的，他把他們安置在帥府裡，孩子們可以上學讀書，也可以在府內庭院裡玩耍，但不許他們出入茶樓酒館、戲院，更不許任何人在外面仗勢欺人，惹事生非。是的，作為一個滿腦子馬上英雄境界的行伍出身的人，作為一個不可一世的草莽英雄，他的一個很大的遺憾是沒有好好念過書，缺少文化，可能也正是因為他覺得自己雖然很有權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