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可能是後人虛構的，因為古羅馬政府的檔案和其它史書中均沒有這方面的文字記載……至於那些各種各樣的福音書和聖經，不能說全無道理、但也有不少確實是高深莫測，使人不知所云的。可是它對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來說，卻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其美妙和吸引力之大，是無與倫比的。

如何看待宗教，這不是題中應有之義。既然提到了，我倒認為有兩點是要注意的，這便是：信仰自由，不鼓吹，不宣揚，也不干涉，這是一個方面；瞭解、認識和研究宗教的特點及本質，給於它一個科學的正確的概念，對它有一個比較正確的認識，也是不可忽視的一環。郭海波認為，應該這樣界定宗教的本質：宗教就是感到不能支配自己命運的人對異己力量所做的神聖化的、顛倒的反映。這裡，產生宗教觀念的主體是感到不能支配自己命運的人；反映物件是異己力量；反映特徵是神聖化的、顛倒的。這是構成宗教這一事物的三個基本要素，缺一不可。⑤

張學良原本是不信教的，年輕時雖然加入過基督教青年會，但那時間不長，而且那時的的基督教青年會主要是開展一些社會活動，並不是個純粹的宗教團體；加之後來戎馬生涯，四處奔波，對此早已興味索然。晚年由於苦悶孤寂，覺得象“安貧樂道”“心正手潔”之類的教義，使他那倍受摧殘的心靈可以得到某種慰藉，似乎精神上也有了一種寄託，所以他信教了。參與聖事活動一多，自然也不免受些影響，以致認為自己的心情“如保羅在腓力比書三章八節所說的：‘我為他已丟棄萬世，看作糞土。’十四節又說：‘忘記背後，努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上帝在耶穌基督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這是否真如報章所說，是將軍的“肺腑”之言，筆者無從考證。不過，有一點似乎是不容懷疑的，這就是，歲月無情，加之長期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到了晚年，他的心境更加空虛、淒涼，後來甚至竟對自己的婚事也忽生異想，萌發了一種古怪的念頭。原來，據說基督徒是嚴格遵循一夫一妻制的，這使他頗感為難。有人看到趙四小姐這樣與他患難與共，默默地為他奉獻了自己的一切，便勸他與趙四小姐結為伉儷，而對於與他長期分離的夫人于鳳至只好脫離夫妻關係。但他和趙四小姐都不忍心這樣做，認為這太對不住這位好心的大姐了。可是要二者得兼，又與教規相違，這該怎麼辦？張學良苦惱、焦躁，他多麼想能找到一個妥善的解脫的辦法啊！可是他左思右想，仍十分為難，以致愁得病倒了。幸而，從１９４０年就因病僑居國外的于鳳至，是個深明大義的人，當她得知丈夫的心病後，雖然如雷擊頂，難捨難分，但她冷靜下來後，還是致信張學良，說明自己由於患病，未能盡到妻子之責，多年來照顧丈夫生活的責任全由趙四小姐擔負了。這些年她代她陪伴漢卿，吃了不少苦，理當得到法律承認；再說趙四小姐溫柔敦厚，愛情堅貞，做漢卿的妻子是當之無愧的，所以她同意與張脫離夫妻關係，以使他們永結百年之好。

問題以意想不到的互諒互讓和豁達大度的方式順利解決了。

１９６４年７月４日，在一個天氣異常晴朗的日子，６４歲的張學良與５１歲的趙四小姐，在臺北杭州南路一位美籍牧師的家裡，按照著嚴格的宗教儀式，舉行了一個有身穿黑色寬大長袍的牧師來主持的簡樸的婚禮。

依照宗教儀式由牧師主持婚禮，看起來好象也簡單，只是這場面在當今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很少看到了。然而，在解放前，以及現在的香港、臺灣和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比較多的國家，還是屢見不鮮的，但是不是毫無約束，只要本人要求，都可用這種方式舉行婚禮呢？那也不是，有些教堂和牧師還是頗為嚴格的。如結婚的人，不僅至少有一方是基督教徒，而且還必須是講究婚姻道德的。著名的老報人顧執中在他所寫的《報海雜憶》中曾談到蔣介石和宋美齡的結婚，而在婚禮儀式問題上，就有過一番周折。顧老談到：據宋美齡透露，當她在廣州時，蔣已苦苦地追求她，後來到日本，又要求跟她結婚，但宋母提出，他必須跟原來的妻子毛氏離婚，和別的女人斷絕關係，然後才結婚。蔣均一一照辦了，並登了廣告。但當他們於１９２７年秋天在上海一家大飯店舉行結婚典禮時，原來確定的主婚牧師，卻拒不出席。原來宋家世代為基督教徒，婚禮自然要採用宗教儀式，而當時景林堂牧師江長川平時與宋家也甚友善，但令人驚訝的是，這位牧師是個很古板的人，他辦事不畏權勢，也不講情面，據說是他認為蔣的離婚是片面的，沒有法律依據，手續尚未辦清，所以根據基督教義，他不能為他們主持婚禮。宋家母女是非常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