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中。權力是一把雙刃劍，制度就是它的使用者，好的制度可以保證它為人類造福，壞的制度則能讓它危害天下。

另一方面，制度要有足夠的力量掌控權力，讓它向自己希望的方向發展，這種力量便是“規則”。雖然不是所有規則都有利於人類，但是往往規則發揮不出效力的時候，權力就會像脫韁的野馬一樣張狂起來，顯露出可怕的負面作用。

在民主和法治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的西方社會，權力和思想尚可以透過法律規則和制度作保障，但在受儒家思想影響，有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傳統的東亞社會，這個辦法顯然行不通。在這些地方，國家最高權力的持有者就是法的制定者，他們心血來潮的一句話都會被當作“金科玉律”寫進法中，法只會讓他們更加無所顧忌地施展權力，而絕不會制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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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文化碰撞下的大和民族（11）

因此，對這些國家的人民來說，統治者的能力、品格往往決定著一個時代的風貌，統治者英明，時代風貌便好，統治者昏庸，時代風貌就差。不管人們是否願意承認，他們的命運確實掌握在統治者手中。

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還遠談不上是法治國家，沒有完備的法制體系。幸運的是，明治時期的領導人大多知識淵博，頭能明晰，有著卓越的政治遠見和高潔的品格，他們具備了一個英明的領導人該有的素質。這一時期，日本官僚體系的辦事效率，決不比歐美國家的差。日本步入了歷史轉折期，它需要藉助外力過渡到現代化，而它的領導人剛好能擔起這一重任。

如果將在明治維新教育改革中成長起來的日本人稱做“和魂洋才”的話，那麼在明治之前，那些刻苦鑽研儒學的日本人就應該被稱作“和魂漢才”。日本人對中國文化的態度，和對西洋文化的大致相當，他們沒有被中國文化同化，否則，明治時期也就不會有所謂的“和魂”了。

同是受儒家文化影響，中日兩國還是存在著不小的差別。

中國有皇帝，日本有天皇，但皇帝也好，天皇也罷，退去了“皇”的外衣，都是凡夫俗子，在偌大的權力面前，難免把持不住。中國的皇帝既是人們精神上的絕對領袖，也是世俗權力的最高代表，權力大得難以想象，恃權作惡的皇帝也就特別多，只要條件允許，很少有哪個皇帝不在奢靡享受上下功夫。這就讓獨裁、奢侈，讓篡權奪政、改朝換代之事屢見不鮮，儘管每個皇帝都聲稱自己是“真龍天子”，甚至僱用才子名流將自己的身世神話，但老百姓還是念叨著“成王敗寇”。皇帝的血緣沒有連續性，人們只是匍匐在他的權力之下，對他的“神性”並不那麼相信，沒有哪個皇帝能充當中華民族的象徵。

日本的天皇就不同了，他權力不多，連皇室的日常開銷都要靠幕府撥款，即使有心過窮奢極欲的生活，也多不能如願。不過，權力少也有權力少的好處，很少有人會惦記天皇的位置，這反倒讓天皇的“萬世一系”有了保障。

日本宮廷有爭權奪利的鬥爭，卻沒有改朝換代之事。日本人模仿中國建立起一系列統治制度、社會秩序，但考慮到簡樸的生活更有利於象徵國家精神，即使三公六院制誘惑再大，也沒能在日本實施。日本宮廷從來沒有宦官，由於皇室子嗣有限，日本歷史上還出現過不少女性天皇。因為“萬世一系”，天皇家族當仁不讓地成為日本的象徵和穩定的標誌，在天皇身上，日本人彷彿看到充滿滄桑的歷史，天皇是日本人的感情紐帶。

正是有這些情感基礎的存在，明治天皇在執掌大權後，其維新政策能夠較為順利地推行下去，沒有遇到太大阻礙。日本人很快就承認了他的權力，決心為天皇效忠。

明治天皇發起了維新，但要讓維新政策落實下去，就少不了大大小小的官吏。日本的官吏選拔方式和中國的不同。中國的科舉制度重學問、輕門弟，是貧寒子弟進軍政界的平臺，是人們改變命運的契機。日本的官僚選拔制度卻尤其看重家庭出身，儘管科舉制有不少好處，但考慮到統治階層的內部穩定，日本還是沒有采納。

在德川幕府時期，日本的官學有兩種，一種是官立學校，由幕府直接管理；一種是藩校，由各藩管理。官立學校的門檻較高，若沒有顯赫的家庭背景，便難以進入。藩校也是一樣，即使是入了學的人也有等級之分，學生在制服、座次上都要遵守嚴格的要求。這兩所學校對平常人家的兒女來說，可望而不可即。

不同的官僚選拔制度決定了教育的方向。

中國人要靠讀書做官，講究“學而優則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