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的姿態，君主的權力得到制約，出現了並非以血緣、婚姻為紐帶的集團。相反，中國、日本都是中央集權的官僚帝國，貴族的力量相對弱小。在多元化的西方國家，貴族、教士、商人儘管社會地位不同，卻都是國家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他們的存在為西方國家在現代化程序中建立民主體制提供了基礎。

實際上，若將法治、宗教、個人主義、多元化等等單獨挑出來看，也並非西方國家獨有之物，但同時具備了這些因素的卻只有西方文明，它們混合在一起，賦予了西方國家獨特的個性。正如美國學者亨廷頓所說，雖然這些因素至少構成了西方文明的核心部分，且相對穩定，持續不變，但它們只不過在西方國家中更加普遍罷了，它們促成了西方文明，“卻不是西方之為現代的東西”。

姑且不提亨廷頓的說法是否存在爭議，甚至不提把西方文明和現代文明等同起來，把實現現代化當成“絕對西化”是否合適？單從“絕對西化”本身考慮，非西方文化若想完全徹底地吸收西方文化要素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不同的文明間勢必存在著矛盾、衝突，將西方文明全部移植過來，那就意味著拋棄大量本民族文明，否定自己的歷史。

從這個角度看，明治政府制定實施的“和魂洋才”路線的確明智。既然全數移植西方文化不可能，就要有選擇地汲取。作為當時的強勢文明，西方文化勢必會像衝破了洩閘的洪水一般，來勢洶洶。日本需要大量的西方文化強壯自己，但在那之前，必須確保日本的“和魂”能抵制住西化的衝擊。

板垣退助是明治維新的大功臣，幾十年前，就連日本流通的100日元紙幣上都印著他的頭像。今天，100日元紙幣已經被100日元硬幣取代，印有板垣退助頭像的紙幣倒是成了收藏家的寶貝。

在板垣退助之前，一些日本的有識之士也在歐美國家的逼迫下，努力探索救國道路，他們對西方文化並沒有好感，將它們的湧入視為侵略，大力排斥。唯有板垣退助意識到，日本無力抵擋外來勢力的衝擊，與其消極被動地抵抗外來文化，不如主動將其“拿來”，若想讓日本的傳統儲存下去，讓日本的“和魂”繼續綻放光彩，就必須藉助新鮮的外來力量。

1874年，他開始和志同道合之人為議院運動奔走，並在高知縣建立了“立志社”，在日本宣傳西方的天賦人權思想，要求為人民伸張權利，並提議建立議會。板垣退助活躍的時期，日本尚不允許個人私自結社，但他還是大膽地組建了愛國公黨，直指藩鎮制度弊端，提出了一套主張自由平等的政治綱領。他明確要求要在日本透過人民選舉產生立法機關，他堅信，政府是為人民而設的，要想讓人民愛君愛國，重振日本國威，就必須承認天賦人權。

板垣的影響力日益擴大，明治政府也不得不屈服強大的輿論聲勢，對政策進行調整，同意用制定憲法的方式，保障國民的基本人權，並甩開那些強加在自己身上的不平等條約。板垣的運動實際上是明治政府建立君主立憲制的前奏。1882年，板垣遭人暗殺襲擊，危及關頭，他毫無懼色，大聲呼喊“板垣雖死，自由不滅”。

紙幣就是一個國家的名片，反映著一個國家的總體取向。日本的紙幣分10000元、5000元和1000元3種，今天的日本紙幣上分別印著福澤諭吉、口一葉、野口英世的頭像。這三人都是明治維新時期為日本做出了重大貢獻的思想家、文學家。

紙幣圖案的選擇非常講究，任何一個國家在制定圖案時，都慎之又慎，紙幣是國民價值的縮影，從巴掌大的紙幣上，人們可以大致感受到一個國家的文化特徵、民族觀念，紙幣是發行量最大、影響範圍最廣的宣傳品。同時，為了方便辨認，國家往往用人人熟悉的偉人或某種國家標誌充當紙幣圖案。福澤諭吉、口一葉、野口英世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可見一斑，日本人對知識分子的重視，亦可見一斑。

通常被印到紙幣上的人物，除了思想家外，還有政治家。思想家是人類智慧的象徵，政治家則代表著管理世俗社會的權力。人類社會的進步要以思想的進步為前提，還要有足夠大的權力來保障，思想和權力的結合是人類最理想的社會模式。但在很多時候，二者卻是分離的。有權力的人未必會有超前的眼光、深刻的思想，有思想的人很可能被排斥在國家權力體系之外，甚至大受迫害。這既是思想的悲哀，也是權力的悲哀。一個無腦的人掌握了大權，往往會製造出空前的災難。

權力來自制度，現代社會應該確立起完備的制度，透過達成某種契約，保證權力能夠掌握在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