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種間並不存在清晰明朗的界限。研究哪種人種最純粹、最優越，就像研製永動機一樣，是毫無意義的工作。因此，現在的自然人類學，已經不再將精力浪費在人種的劃分上，人種的生物學意義已經慢慢被人們淡化。

但是，“人種”作為一個詞彙頻繁出現，卻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現實。有社會學家曾經感慨，在研究社會學時，如果不把人的主觀狀況考慮進去，對於社會學本身而言，這實在是一大缺陷，如果不能給人的主觀狀況進行定義，對社會學進行定義的任何努力都不能說完美無缺。

“人種”的概念開始在社會學中復甦。社會學家強調，他們眼中的人種，不存在生物學上的意義，即他們並沒有用人的生理特徵來劃分人種。社會由人構成，雖然構建起社會的人大多都素不相識，既不知道對方的姓名，也不瞭解對方的個性，但他們卻存在著某種意識上的共通性，並因這種共通性意識到自己是這個社會的一分子，意識到在自己身處的社會之外，還有截然不同的社會。

不同社會的人，其共通性的表現也大不相同。社會學中的人種，比曾經現身於生物學中的人種抽象得多，後者尚有摸得著、看得見的標準進行考量，比如頭骨的形狀、面板的顏色，前者必須對不同型別社會中的人進行大量分析，才能隱約找到劃分的感覺。

當然，即使在社會學內部，對社會學意義上人種概念的提出和頻繁使用，也還存在不滿的聲音。有學者認為，社會學家們正在濫用人種的概念，很多人想都不想就寫出了“人種”一詞，這實在不是一個科學家應有的治學態度。糊里糊塗地研究“人種”、使用“人種”，就像一個人在分不清哺乳動物和鳥類的時候，拼命在蝙蝠身上找尋鳥的特徵一樣，無疑會將許多寶貴的精力浪費到沒有價值的工作中去，也容易造成學科的混亂。

此外，既然“人種”的劃分不具有自然的意味，即某種人種不是自發形成的集體，那就勢必要進一步追問，這種集體是如何形成的，讓他們凝結成一個集體的共通性從何而來，讓他們與其他集體界限分明的相異性又從何而來。人種形成的過程、理由、條件都應該被仔細研究。

對於在社會學中提出“人種”的概念，這些社會學家並不反對，他們只是強調，如果要將“人種”引入社會學，必須謹慎小心。進入社會學的“人種”，不再是個普通的概念，它必須足夠嚴密，對得起它“科學”的稱號。

分析日本人的人種也是一樣，當然，這裡的人種並不針對日本人的生理特性而言，而是著重強調他們共通意識，即揭示“日本人”共有的人性特點。譬如中國人、韓國人、日本人很難從模樣長相上區別開來，但這三個國家的人，卻是不同的人種。

說起人種，就免不了涉及對人種的研究方法，西方人在很長一段時間都堅持人種主義的觀點。“人種主義”一詞對大多數人來講還頗為陌生，它最早出現在上個世紀40年代，為美國學者所創，這一詞彙一開始就有著幾分“宣告某些種族天生劣勢”和“宣告某優秀種族有權裁定其他種族”的意味，不是一個可愛的詞彙。在它誕生後最初的10幾年裡，遺傳決定人種的說法流行一時，儘管社會學家們在最初引用“人種”這一概念時，反覆強調它和生物學上的“人種”不同，但他們還是不可避免地將它和人的生理特性聯絡起來。

秉承這種觀點的學者認為，人的文化、心理特點也會像生理特徵一樣由遺傳決定，它們駐紮在人腦中，隨著人腦的進化而進化，所謂人種主義，就是“主張人的行動是由穩定的遺傳決定的主義”。譬如之所以說非洲人是“劣等人種”，是因為他們祖祖輩輩都野蠻、幼稚、沒有自制力，他們的這些特點是從他們祖先那裡繼承來的，是先天的、無可救藥。

類似“非洲人劣等說”的觀點，在今天毫無疑問會被斥為荒謬，除了頑固的種族主義者外，絕少有人當真。但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它卻是部分社會學家堅信不疑的觀點。而在數百年前，人種主義尚未現身之際，英國的殖民主義者就已經大肆宣揚類似的說辭了，這種說辭也在數百年裡被無數次地批判，並被證明荒謬不經。可科學家們還是頗為認真地將其提出，可見其的影響力之大，它是一種學術觀點，同時也是人某種微妙而陰暗的思想感情。

人種主義強調人種差異，日本人對自己和其他國家人的“人種差異”感覺強烈，日本人早就習慣將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種混為一談。他們固執地認為，是日本人就會具備一種外國人所沒有的特質，日本人可以輕易理解日本人的心情，外國人無論如何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