扮演的不幸角色，她並不抱幻想。她不贊同蔣介石的專橫、非民主的行為，孔夫人的投機生意，以及蔣夫人不適時宜的奢侈生活。和好朋友在一起時，孫夫人常常以辛辣或譏諷的言詞談及這些事情。但是她並不進一步表明自己的看法。這不僅由於她在政治上是驚人的老練，而且是因為長年以來她已學會了控制自己……”①

①同注13，第385頁。

王安娜注意到，在平常人中間，慶齡的形象總是很高大的：

“表面上，她對擁有強大勢力的家族‘宮廷’的態度，是非常恭謹的，甚至會被認為是順從的。儘管如此，她從未失去反政府派的知識分子和進步青年的信賴。因為她始終如一地執行著在她看來是正確的路線，態度極其鮮明。她是宋家一族中唯一不謀私利的人，她是為著人民有一個美好的未來而生活、工作的。人們對此十分了解。人民稱她為‘中國的良心’。”①

①同注13，第385—386頁。

她同姐姐、妹妹又一起去訪問成都。在那裡，她參觀了更多的“工合”單位並發表了肯定“工合”的最強有力的講話：

“工業合作社事業，正是總理〔孫中山先生〕民生主義之實行，一面求改善人民生活，一面求充實國家經濟力量，希望各位對民生主義加以研究，俾總理遺旨能普遍實行。”①

①重慶《新華日報》1940年4月29日，轉引自《宋慶齡年譜》第126頁。

在國民黨統治的地方，在每星期舉行的“總理紀念週”上都要集體背誦《總理遺囑》，而實際上則從不遵照執行。特別是對民生主義的忽視，成了宋慶齡對國民黨的主要批評目標之一。從這些情況考慮，她這裡說的這段話顯然不止是說給“工合”運動人員聽的。

5月9日，她回到香港。中外記者包圍了她，要她談談在大後方兩個月的印象。她告訴他們，總的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