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0月28日。

宋美齡交待侍從室給宋慶齡住所安裝一部專線電話。接線員（很明顯，同時也是監聽員）常聽到她們用上海話交談——雖然通話不是很經常，談的也大多是一些家常，如做菜、保健、弟兄們的行蹤等等。據這位監聽員說，美齡對慶齡還是有點怕，稱她“阿姊”，並且除非事先打電話約好，不隨便到慶齡家去。

有一次，當宋氏兄弟姊妹都在重慶時，蔣介石想請全家吃飯。美齡打電話同慶齡商量，並且保證“光是家裡人，沒有外人”。即使如此，慶齡還是推託身體不好不去。但當美齡說要派個醫生去時，慶齡卻說不用了，她已經有藥了。慶齡不忌諱在孔祥熙家會見蔣氏夫婦，但要到蔣介石家裡去作客——即使是一次“家宴”——她是不願意的。

關於宋子文，慶齡同他見面的次數較多，並且有時對他的作為在政治上表示肯定。1942年快到年底時，她在一封信中說：

“我的弟弟（指宋子文，時任外交部長）剛回國，但很快要回（華盛頓），取道堪察加半島，這樣走……比繞道非洲可節省一半時間。他希望中蘇之間能建立起較好的關係。在他公出期間，因為他的一些部屬急於討好反動分子，使中蘇之間產生了某些誤會。為此，他很覺遺憾。”①

①王正元著《宋美齡的姐妹情誼》，載《江蘇文史資料選輯》第9輯。轉引自尚明軒等著《宋慶齡傳》，第470—471頁。

她也像一個姐姐那樣關心他的身體。在給理查德·楊少校（他認識宋子文）的信中說：

“幾天前見到我弟弟，他要我向你問好。他體重減輕了許多，但我覺得他看起來比過去更健康了。”①

①同注52，1942年11月7日。

關於宋子安，他是她最小的弟弟，也是最喜歡的弟弟。理查德·楊少校在回美度假時見到過他，所以她在給楊的信中說，“你在T．A．（指子安）家過聖誕夜，我聽了非常高興。”①

①同注53，1944年8月5日。

（十一）史迪威去職——戰爭結束——美國支援中國反動派

1944年10月，羅斯福總統在蔣介石的堅持下，下令免去史迪威將軍中國戰區參謀長（中國戰區總司令是蔣介石）和中印緬戰區美軍司令的職務，調回國內。

這是一個訊號，它顯示美國同蔣介石一樣已在考慮對日本的戰事結束後恢復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的問題，而且美國為此會被拖著支援蔣介石打一場內戰——一旦蔣介石確信這一點，他就一定會打。因此，史迪威的免職將證明是一個轉折點——不僅在中國的戰時政治局勢上，而且在以後20多年的美中關係上都是如此。

為了活躍中國的對日戰線，史迪威曾經想要把中共領導的部隊（中國最有效的抗日作戰部隊）包括在美國援助和軍事合作的名單之中。由於他的堅持，美軍觀察組才被派駐延安。他在1944年9月的一篇日記中寫道，根據這個觀察組的報告，“我們總要想點辦法給中國共產黨人提供些援助才好，他們是願意作戰的。”①

①同注53，1944年11月17日。

赫爾利採取的是一條正好同史迪威完全相反的路線。帕特里克·J·赫爾利將軍奉羅斯福的派遣，以總統私人代表的身份於1944年9月來華（後改任大使），羅斯福本來要他解決中國內部的政治紛爭，而他卻使這種紛爭尖銳化到了瀕臨破裂的程度。他同蔣介石合謀迫使羅斯福召回史迪威。艾伯特·C·魏德邁將軍接替史迪威的職務，他的觀點同赫爾利大體一致。他們兩個雖然在個性和一些技節問題上的意見不同，但都是以後被稱作“冷戰”的元勳。

赫爾利促請羅斯福總統接受這樣一種看法，即：“中國中央政府（蔣介石政府）在達成擊敗日本這一眼前目標的背景下，儲存實力以便在戰後國內政局上（對共產黨）保持絕對優勢，具有極大的重要性。”①

①邁克爾·沙勒著《美國在中國的十字軍，1938—1945年》（英文），第168頁。史迪威將軍的文獻材料在他身後存放在美國加州帕洛阿爾託的胡佛圖書館，沙勤曾查閱了其中的史迪威日記。

魏德邁則認為，在歐洲，盟國應推遲在西部開闢反對希特勒德國的第二戰場，直到德國人同俄國人在東部打得更加兩敗俱傷。在亞洲，他敦促不要完全摧毀日本的力量而應該保留一部分，“以對付蘇聯的擴張”。①

①同上書，引用赫爾利1943年11月20日致羅斯福的報告，載《美國對外關係—19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