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告：

“我正在回國準備參加孫逸仙博士安葬紫金山的典禮。紫金山是他希望埋骨之處。

“為了避免任何可能的誤解，我必須表明，我仍斷然堅持我於1927年7月14日在漢口發表的宣告，邵：鑑於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反革命政策和行動，我宣佈不再積極參加國民黨的工作。

“因此，必須明白無誤地說清楚，我的參加葬禮……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意味著，只要國民黨領導繼續違背孫博士的基本政策（即有效的反帝政策、與蘇俄合作的政策及工農政策）我就不直接或間接參加國民黨工作的決定有所緩和或轉變。

“當這些政策作為革命的動力時，我們在實現黨的主義中取得了迅速的進展。現在三大政策已被拋棄，我們的黨又成為軍閥及反革命的工具，從而使我們更加遠離黨的目標。”①

①西格雷夫著《宋家王朝》，第260頁。英文原版作者註明根據尤恩森著：《宋氏三姊妹》（英文）第85更及克拉克著：《中國的蔣家》（英文），第64頁。

他的弟弟不贊成她用這樣直率強硬的措辭，擔心引起政府惱怒和家庭不快，據說她的回答是：“是宋家為中國而存，不是中國為宋家而存”①

①上海《民國日報》在次日（5月23日）曾有報道。此處及其他有關活動的日期均見《宋慶齡年譜》。

回國以後，她不斷地重複和說明她的這個啟程前宣告，因而她1929年的回國是短暫而又引起軒然大波的。它對當局企圖使她陷入混亂或保持緘默的圖謀澆了一大瓢冷水，而對所有為一個更美好的中國而奮鬥的戰士則帶來了一線希望之光。（1930年9月20日），載《鄧演達文集》，第83—88、183—191頁。

宋慶齡——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第十一章　1929年的回國：一場短暫的暴風雨

第十一章　1929年的回國：一場短暫的暴風雨

宋慶齡1929年循陸路從歐洲回國，5月6日過莫斯科，轉乘橫越西伯利亞的火車，在5月16日抵達中國東北的哈爾濱，次日到瀋陽。這一地區的首腦、軍閥張作霖之子“少帥”張學良在官邸宴請了她。日本人原來是支援張作霖的，但在1928年卻謀殺了他。張學良因此轉向蔣介石，希望蔣幫助他抵抗日本。但蔣卻把他推上反蘇的道路，這一年，東北軍同蘇聯發生了武裝衝突。

到1931年，當日本侵入東北（外國當時通稱為“滿洲”）時，蔣介石卻下令“少帥”不抵抗。幾年之後，在成為時局轉折點的1936年西安事變中，已失去耐心的張學良強制扣留了他的名義上的統帥蔣介石，迫使他停止內戰、抵抗日本。歷史的發展是有其邏輯規律的，只是需要時間罷了。

當時，在1929年，儘管宋慶齡是反對軍閥的，也許由於她感覺到“少帥”有真誠的抗日情緒，她同張的會晤是相當熱烈的。她在哈爾濱發表的宣告中曾稱蘇聯是中國唯一的真正朋友，這可能是為了勸說張學良放棄反蘇的行動。張採取這些行動是為他那些最保守的部下、蔣介石政府和某些外國所迫的。宋慶齡善於交友，她同“少帥”夫人于鳳至相處特別融洽，於也要去南京參加孫中山的奉安大典。

宋慶齡繼續前行，過了山海關就進人蔣介石直接控制的地區。在天津，她的繼子孫科、天津警備司令傅作義和其他國民黨高階官員到站迎接。傍晚到達北京，即驅車赴香山碧雲寺在孫中山靈前獻花。孫的遺體自1925年後一直存放在寺內。

她當時一定是心潮起伏、思緒萬千。在這裡，她作為一個極度哀傷的年輕遺孀，曾經痛悼她的丈夫，並且保證要捍衛和推進他的事業，完全沒有想到前面的道路上會是這樣滿布荊棘、血跡斑斑。現在，她又回來了——她仍然年輕，但已是一個老戰士了，經歷過許多“為建設和拯救國家而進行的嚴酷戰鬥”的考驗，並且準備去迎接更多的戰鬥。在1925年她哀悼孫中山時，她同她的家庭、同國民黨是一致的。現在，她已把他們中的許多人斥為孫中山的叛徒，並決心要把孫中山的旗幟從這些篡奪者手中爭奪過來。

5月22日，她在碧雲寺參加孫中山遺體改殮鋼棺儀式，“哭泣甚哀”。①

①蘭德爾·古爾德著《孫逸仙夫人保持信念》（英文），載《民族》雜誌，紐約，1930年1月22日。

5月26日，她護送馬拉的靈車去北京火車站，隨行人員中新增了以名義上的共和國主席林森為首的南京特派迎梓專員，沿途30萬群眾默哀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