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為失去一位親密友人而同深哀悼。我們將深切懷念您的丈夫為民主和人類福利所作的不懈努力。他的名字和精神將永遠留在中國。”；

半年後，1947年5月30日，她又電唁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埃文斯·卡爾遜將軍。卡爾遜在中國抗日戰爭期間曾任美駐華使館武官，親赴解放區考察，對中共領導的軍隊得到極為深刻的印象，並極傾慕宋慶齡所從事的工作。戰後他回到美國，任“爭取遠東民主政策委員會”主席，首先發起反對杜魯門政府支援蔣介石發動內戰的鬥爭。她在這份致這一委員會的唁電中說；

卡爾遜的“早逝……是世界民主事業的巨大損失。中國人民將繼續對世界進步事業的敵人作戰……直到卡爾遜及千百萬人為之獻出生命的事業取得勝利。”

同一時期，她給上海美商《密勒氏評論報》主編約翰·W·鮑威爾（小鮑威爾）發去唁函，對他父親約翰·B·鮑威爾（老鮑威爾）的逝世表示哀悼。老鮑威爾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在上海出版這本雜誌，擔任主編。他早期傾向孫中山及1924—1927年的中國革命，但後來卻滑向蔣介石一邊。不過他仍然發表左派的觀點，包括宋慶齡的文章，並且是最早發表斯諾關於中國紅軍及毛澤東的報道的報刊之——它還登過史沫特萊寫的東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由於公開反對日本的侵略，被日本人逮捕後入獄多年，因壞疽失去了雙腳。在以後的中國內戰中，他同兒子小鮑威爾採取了不同立場，他強烈親蔣。但宋慶齡並不忘記他過去多年中所發揮的進步作用，在給小鮑威爾的唁函中說，“您的父親的去世對他在中國的許多朋友來說，是一個巨大損失。”

在中國福利基金會的工作人員中，宋慶齡也力求包括一些同情中國的美國人，不管美國政府執行的是什麼政策。

她起初很希望格雷斯·格蘭尼奇同她的丈夫馬克斯·格蘭尼奇能從美國回來工作。從抗日戰爭前他們在上海辦《中國呼聲》時起，她同格雷斯就成了好友，並且一直經常通訊。抗戰勝利後她在重慶時曾打電報給當時住在紐約的格雷斯：“收拾行李，馬上動身，目的地上海”，還引用周恩來的話說“來幫助我做救濟工作完全可以”。（格雷斯是美國共產黨工作人員，按照當時的做法，一個黨的工作者從一國調到另一國去工作須徵得兩國黨的同意。）①她又向他們建議，“路費可先籌借”，將來由中國福利基金會歸還，還談到馬克斯在“聯總”或“工合”找個工作的可能性（他的職業是工程師）。她在信末總要說“深深的愛，急著想見到你們倆”這樣熱情的話。

①宋慶齡自上海致紐約耿麗淑，1949年3月28日。

她為爭取他們來華工作作了近一年的努力，但他們終究未能成行，一個原因是馬克斯的兄弟病得很厲害，另一個原因顯然是美共不願意他們來中國（格雷斯曾任已下臺的美共領導人白勞德的秘書，但新上臺的領導人不喜歡她）。最後來從上海給他們寫信說，“我［因失望］而感到傷心。我一直在等啊、等啊，等你們來，但現在必須要開始工作了。”她告訴他們，“我們已決定請（過去在）‘聯總’的譚寧邦擔任總幹事。”①

①宋慶齡自重慶致紐約格雷斯·格蘭尼奇，1945年10月23日。

譚寧邦出生在美國巴爾的摩市，原來是一位思想進步的廣播演員，戰時在美國陸軍中任上尉，戰後在上海曾幫助中國福利基金會做宣傳工作。據宋慶齡向格雷斯解釋，任命譚寧邦任總幹事的原因之一是，紐約的“美國援華會”曾同另一個同類組織“中國救濟聯合委員會”談判過，“由譚寧邦擔任駐華聯絡員，薪水他們負擔”。

宋慶齡同格蘭尼奇夫婦的友情並沒有因為他們不能來華而疏淡下來。至少在以後兩年時間裡，她還在替他們想夕法到中國來；擔任某些別的工作，包括到延安去做英文方面的工作，她說延安一定會歡迎他們。但一直過了四分之一世紀，他們才得以重訪中國，並同宋慶齡重聚。

（六）把救濟工作同重大問題聯絡起來

像她一貫所做的那樣，宋慶齡總是把她從事的救濟工作同國家和人民所面臨的重大問題聯絡起來。1946年5月，她為中國福利基金會舉辦的一次義演的特刊寫的前言中說：“諸位今晚到此觀看錶演。請不要忘記，就在這個時候，有千百萬同胞正受著飢餓和疾病的交迫而朝不保夕。我們今晚的募款，對於這些在戰爭中流離失所的受難者，不過略盡綿薄而已。這一問題，不僅是受難者本身的問題，而是整個國家的問題，是整個世界的問題。今晚諸位所出的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