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的右派對權力的攘奪，在意識形態領域中也有反映——這就是“戴季陶主義”。戴是孫中山的一個長期追隨者，在政治傾向上時左時右。這時，他寫了兩本小冊子，鼓吹放棄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他為那些反對工農具有獨立地位——更不用說領導地位——一的人說話，堅持認為工農必須絕對從屬於為財富最多的階級所統治的“民族”和“國家”。像不久前因墨索里尼得勢而在歐洲出現的法西斯分子一樣，他特別反對任何在被壓迫被剝削群眾中展開階級鬥爭的想法，儘管他自己在向這些群眾進行這樣的鬥爭。自然，他不同意共產黨人參加國民黨，要他們儘快退出；他也反對同蘇聯建立反帝聯盟，而贊成同帝國主義妥協。實際上，“戴季陶主義”是要瓦解孫中山在國民黨一大上所宣佈的綱領。

在組織上，戴的領導地位到1925年底為“西山會議派”所取代。所謂“西山會議”是一些國民黨右派在北京西郊孫中山靈梓暫厝地舉行的一次會議。他們後來又在上海設立了“中央黨部”及若干地方的支部。

但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因為得到了五卅運動後革命高潮的支援及最後打垮陳炯明的勝利，有力量作出重大的反應，它將“西山會議派”若干頭面人物開除出黨，並召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以重申和發展“一大”透過的方針政策。

（五）國民黨“二大”：政壇首次表現

就在這時，宋慶齡從上海回到廣州，以她的聲望和言論來加強左派的力量。在碼頭上歡迎她的除“二大”代表和黨政要人外，還有群眾的隊伍（主要是省港罷工委員會和婦女團體），共約20萬人。剛剛遇刺的廖仲愷的遺孀何香凝以悲痛心情繼續戰鬥，她用擁抱和鮮花來迎接慶齡，使政治的含義和私人情誼融而為一。

第二天，即1926年1月8日，宋慶齡出席“二大”，並應邀發表演說。她說：

“我這次回到廣東來，覺得有一件事是非常安慰的，因為此間一切政治軍事都很有進步，而且比先生（指孫中山）在的時候弄得更好，這不僅是我個人的安慰，而且也安慰了先生在天之靈。”她這樣說無疑是指當時國民黨左派贏得了新的主導地位。

她接著譴責右派違背孫中山的遺訓，號召革命黨人“團結堅固，不要受人家的挑撥”。她呼籲貫徹執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她告訴代表們“先生主義的成功與不成功，全仗諸君的努力。”①

①《宋慶齡選集》，第12頁。

1月9日，她和何香凝、鄧穎超一起被推為國民黨“二大”婦女運動報告審查委員會成員。

1月16日，宋慶齡以壓倒多數票（在有效票總數249張中得245張）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這是她第一次獨立地取得的政治上高層職位。新的中執委委員36人中包括另兩位真正的左派何香凝和鄧演達，還有7位共產黨人（李大釗、林伯渠等）；在候補執委24人中，也有7位共產黨人（毛澤東、鄧穎超等）。林伯渠當選為農民部長，譚平山（當時是共產黨員）為組織部長，宋慶齡為婦女部長（由何香凝代理），毛澤東為宣傳部副部長（代理部長）。

但是，由於汪精衛（國民黨左派名義上的領袖和政府首腦）和陳獨秀（當時共產黨的領導人）的動搖，本來在國民黨中央機構中將大為削弱的右派，透過妥協這扇“後門”仍然鑽了進來。右派理論家戴季陶和幾個倖免於被開除的“西山會議派”都被選進中執委，而在另一個高階機構中央監察委員會中，左派處於少數。

這裡應該說明一下，這裡所說的“左派”、“右派”是按當時的政治態度而分的，所以非常可能因條件的變化而變化。例如，當時陳獨秀把蔣介石看成是左派的一員或盟友，而一位蘇聯顧問則認為他屬於“中左，正向左轉並將繼續這樣”。

汪精衛當時被公認為是左派首領，實際上正如以後的歷史所證明，他根本不是這樣的人。在廖遇刺後，他在實際職權上成為掌握廣州政權的三人寡頭統治之首。另外兩人是陸軍部長許崇智和以黃埔軍校為骨幹建立的新軍首領蔣介石（這是他第一次在這樣高的層次出現）。輔助這三個人並參加他們的會議的是兩個俄國人——國民黨政治總顧問鮑羅廷和總參謀部顧問羅加喬夫。作為“三人統治”的首席和國民黨左派首腦，汪精衛同已故的廖仲愷是完全不同的人。廖坦誠、樸素、平易近人、富有生氣。而汪則喜歡裝腔作勢。他利用體型和麵容上的天然優勢（他看起來常會比實際年齡年輕許多），總是精心梳理、講究穿著，在公眾場合露面時從來都是連每根頭髮都梳得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