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報》，1930年11月，第260頁。

宋慶齡在那封唁電中曾說到“本擬赴粵親致祭奠，椎因事所羈，不克如願”。實際上，她不但事忙，而且身體也不好，有空時就到她母親處休息一下。她還沒有從孫中山逝世的沉重打擊和壓力下完全恢復過來，而與此事有關的工作還得繼續去做——她多次去南京視察擬議中的中山陵陵址，儘管新的政治任務接踵而來。

她還不顧病體，應邀趕赴北京參加6月30日在天安門前舉行的反帝群眾大會，以紀念五卅慘案和沙基慘案中死難烈士。她直接從火車站趕到會場，登上大會主席臺，同大會主持人和一些特邀外賓（包括來自印度、日本、朝鮮、土耳其和德國的解放戰士和進步人士）站在一起。但她的身體實在太虛弱，不能親自講話，只能委託婦女領柏劉清揚（共產黨人）代她向到會群眾表示歉意。據目擊者回憶，她當天身著花邊素服，微笑著向大家揮手致意。她的到場具有重大意義，受到群眾熱烈歡迎。

無論北方還是南方，群眾運動的浪潮正在全國高漲。但各地的形勢都十分複雜和充滿矛盾。

（四）廣州：尖銳複雜的政治鬥爭

在1925年上半年，作為革命根據地的廣州在政治上是一座燈塔，但在軍事上仍很不安全，革命政府所能真正控制的只是廣東省的一小部分——從廣州到湘粵邊境韶關沿鐵路線兩旁的一條狹長地帶。

在東面，廣州仍經常處於以惠州為巢穴的陳炯明部隊的威脅之下。陳部雖屢次戰敗，但訓練和裝備較好，除就地徵稅籌餉外，還得到香港英方和廣州某些富戶的資助。包括廣州“商團”（被稱作“紙老虎勺殘部和鄉鎮地主武裝“民團”在內的非正規部隊為它提供了兵員補充。

在西面，廣西的軍閥並不甘心於被逐出廣州，仍在垂涎廣州的豐厚稅收。

在北面，部署著北洋軍閥的軍隊。

在南面，隱伏著來自香港的外國干涉的經常威脅。一些列強的軍艦就碇泊在廣州的內河，隨時準備開炮和派遣陸戰隊登陸。

即使那些被認為“忠誠”的部隊，也各有不同的打算。例如，在廣州的滇軍是為了榨取軍餉——也只為了這個原因才願意出力氣防衛這座南方首都的。但那也是暫時的——因為他們仍想著從對手那裡把雲南省奪回來（他們是被對手趕出雲南的），所以一有機會，他們就會遠走高飛。對於革命理想、對於其他方面的作戰（比如北伐），他們一概沒有興趣。

這些部隊和其他“聯盟”的部隊都隨時可能倒戈——誰給他們好處多，他們就倒向誰。1925年5、6月間，名義上統率全部革命軍的滇系軍閥楊希閡就是這樣。他同桂系軍閥劉震衰勾結，發動叛亂，佔領了廣州部分地區（包括許多公共建築物）。但到6月中旬，叛亂就被粉碎，楊、劉逃竄。這要歸功於以黃埔軍校為基礎建立的新軍的高昂士氣和作戰效率，也要歸功於省港罷工工人，他們英勇地斷絕了叛軍的鐵路運輸。

在這樣的條件下，這支具有政治思想的新軍雖然年輕而且人數不多，卻能最後擊敗陳炯明這支主要的反革命軍隊。10月間，在第二次東征中，革命軍攻克了被陳炯明吹噓為“固若金湯”的惠州城。在這次戰鬥中，黃埔軍校學生，特別是其中的共產黨員，表現出高度的信心、勇氣、紀律性和軍事技術。蘇聯顧問的軍事才能也對勝利的獲得作出了貢獻。黃埔學員們在這些蘇聯顧問的指導下，學習得很有成績，有的不但參加擬訂作戰方案，並參與戰鬥。但真正的新事物是，打垮陳炯明的勝利是因革命軍同群眾運動（省港大罷工的工人和彭湃領導的農民）相結合而取得的。

這一勝利完成了一項長期未能完成的任務，即在廣東省內清除所有軍閥雜牌部隊（為數達20萬人）、使新成立的國民革命軍成為全省唯一的武裝力量。它還明白無誤地顯示出，國民革命軍是中國近代史上從未有過的一支新型軍隊，在人民的支援下，肯定能夠掃蕩國內任何地方的軍閥部隊。

但是，按照作用和反作用的規律，新的問題也隨著勝利而出現了。

群眾運動既為革命增加了不可估量的力量，也在革命的高層領導中擴大了裂痕。有些國民黨人只是口頭上贊成群眾運動，而在實際上則對群眾運動怕得要死。二個頑固勢力的核心在策劃著進行抵制和反擊。

而當新的國民革命軍在勝利中顯示出它的效能時，在國民黨和軍隊內部就展開了控制這一有力工具的鬥爭——這場鬥爭後來以蔣介石的上升為其特徵。

在國民黨的政局中，以刺廖案為標